从乙丁制到昭穆制:儒道互补的历史渊源

殷商乙丁制是地缘共生的两个血缘族群轮流执政的政权继承方式,具体是"兄终弟及"和"舅死甥继"两种继位方式;西周时期改为单亲男系的"父死子继",乙丁制却以昭穆庙制的方式延续下来,为后世儒家造成解释上的困难。道家老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殷商,儒家孔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西周。通过从血缘继替和地缘共生角度对儒道历史渊源的考察,可以厘清儒道两家在重血缘和重地缘上的纠葛。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三)──“铭旌”的祭祀符号:身体、权力与秩序

铭旌作为亡人灵魂的宿归和生者精神的托体,在家奠吊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又因为铭旌"各以其物",所以它作为祭祀的一种符号,其含义实质上却在旗旌之外,铭旌起源于先秦的旌旆制度,常、旂、旗、旟、旐五种旗帜,和辨别尊卑的旜、物以及的象征注羽的旞、旌,这些在先秦时期只有在君统范围内才可能出现的象征权力、尊卑的符号,逐渐衍变为后来的铭旌制度,从这种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所承载的三层政治含义:其一,铭旌的推广与昭穆的异化在本质上相同,都经历了一个由君统走向黎庶的过程,但是他的机体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通过固定的符号来象征权力;其二,铭旌是沟通死生两端的桥梁,是死者生前所拥有权力的延续,在祭祀程式之外,这种符号所表达的权力并不会因为肉体的死去而消失,这正是昭穆制在祭祀中的突出体现;其三,铭旌在祭祀仪制中不仅有辨长幼尊卑的功能,更能开启敬畏之道,尤其是在家族政治力层面上,作为亡人的化身,铭旌也能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

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

引用最新的考古调查成果,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勘察,对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与昭穆之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西汉十一帝陵的排列均遵循"右昭左穆"制,且"昭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西北,穆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的观点,并对文帝霸陵、宣帝杜陵选建在长安城东南的原因进行了探析。结合西汉宗庙制度的发展,揭示了西汉帝陵(咸阳原陵区)分别以长陵、茂陵和渭陵为祖陵的原委,并对西汉帝陵按昭穆之序排列的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了阐述。

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

众所周知,西汉十一帝驾崩之后皆安葬于京都长安近郊的黄土台塬之上,主要分为两大陵区:一为自汉长安城正北方向(渭河北岸)往西延伸的成阳原陵区,这足以高祖刘邦长陵为中心的主陵区,也可以说是祖陵区,东西横亘约40公里,排列9座汉代帝陵;另一为长安城东南陵区,包括白鹿原上的文帝霸陵和杜东原(少陵原)上的宣帝杜陵.……

周代昭穆制度辨

昭穆制度是周代血缘关系上的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是周代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以来,历代治礼学者及经籍的训诂家们对昭穆制度的有关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现代历史学者及人类学者对此亦感到极大的兴趣.如李玄伯在40年代(1)、李亚农和凌纯声在50年代(2)、张光直在60年代(3),都先后对周代的昭穆制度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人们尽快揭开昭穆制度的奥秘.但是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最后结论,因为我们今天来看过去所做出的某些解释,不能不感到仍有不少扦格难通之处.本文试图对历代有争议的昭穆制度的含义加以探讨,祈专家及同仁指正.

从昭穆制看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那路亚家庭制

人类婚姻家庭是一个历史过程,迄今为止的发展可以分为五种形态:杂婚、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婚。每种婚姻形态都是被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都与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相适应。 在中华民族的婚姻发展史上,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过普那路亚家庭形态呢?

论所谓昭穆制

主要取材于春秋列国史书、约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左传》《国语》中所见“昭穆”,其义即同姓男性宗族成员间之“辈分”,作为修辞手法,或使用“甲之昭”与“乙(即上边之‘昭’)之穆”上下相应之文句形式,此时之“昭”“穆”即相当于称子辈。礼书中约成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篇章与汉人注释,除仍保留以上文义外,更将“昭穆”解释为每个男性宗族成员固定的表示辈分的名次或身份,隔代轮回,即所谓昭穆制,并相应地释为宗庙、墓葬的排列规则与祭祀时用尸之制。这种所谓昭穆制已与“昭穆”初义不尽合,并且在迄今所见金文及考古发掘、调查资料中得不到确切的证明,应视为战国中期至汉代时儒家缘于其强化礼治、伦理观念以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及宗法等级秩序之理念,对“昭穆”之义做的引申与演绎。

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

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龙西江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发展和突破，使我们了解到；藏汉两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渊源，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一．考古学...

华夏宗族中“昭穆”名称溯源——夏夷融合之人类学透视

华夏宗族中的“昭、穆”之名称，源自殷商时期的召方和目方二方国名，此二方国当时具有通婚关系，至西周演化为宗法中的昭、穆之制，为夏夷文化融会之一斑。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解——《汤盘铭》郭说补正

《礼记·大学》记载了所谓《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来学者都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的,即日新其德。郭沫若先生首先对此表示质疑,结合近世发现的三勾兵商戈铭文,认为是对"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对于郭氏新说,学界有反对者,郭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人认为郭说可信,分别从古文字在商代初年的存在形态、甲骨文祭祀早期先公多在辛日,以及古代宗庙昭穆制的产生等角度,为郭说的成立提供了辅证。

“数成于三”解

年轻的父母常为他们幼稚的孩子能从一数到十而乐不可支。因为这标示着认识上的一大飞跃;这是从感知到理解的一个必经的中途岛,人类和个体思想史上的一大驿站。据亚里士多德记述,柏拉图认为:数,介于感性事物和理念之间。它与感性事物不同。

论“昭穆之常”及与宗法庙制的关系

昭穆之制历来被看作是我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历来研究晤穆者皆囿于宗法制度特别是庙制的考察,而不知宗法制度本有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昭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在宗法制度的形成中,它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形式并被加以改造,所以,研究“昭穆”的本义及其制度的演变,对于了解宗法制度及其形成,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皇家建筑的满族特色

清朝入主中原后,由偏安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而一跃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他们在吸收汉族文化营养的同时,满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特点,也对皇家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周金文“京宫”“周庙”“康宫”考辨——西周宗庙制度研究之一

本文结合新出材料,对西周金文中的"京宫""周庙""康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周金文中所见"京宫"在周初武王时应包括二宗庙:太王、王季,周康王之后"京宫"不再出现。周初武王取得天下后立文王之庙为"周庙",成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二庙,康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成王三庙,到穆王时"周庙"则形成仅有文武二庙的"周庙"并成为周代世世不毁的太祖太宗之庙。西周金文中"康宫"是西周王宫之名,含有"康庙""昭宫""穆宫""?(夷)宫""剌(厉)宫"等,同时还含有文武王的"周庙"。西周中晚期的是文武王"周庙"加近亲父亲、祖父、曾祖父三庙而为五庙,加始祖后稷及"所自出之帝"的帝喾共有七庙。西周晚期"康庙""昭宫""穆宫"当祧入太庙而未祧的现象是另有其因。

中国古代高级贵族陵墓区规划制度浅探

梳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降,中国古代高级贵族墓地的规划,昭穆制度是最基本的墓穴排列原则,包括一祖一昭一穆三墓制、一祖二昭二穆五墓制、一祖三昭三穆七墓制诸种形式。在夫妻并列墓组中,夫墓处西右、妻墓处东左是主流的排位方式。

金文“康宫”问题空间研究试探

金文"康宫"问题是研究西周中期晚期青铜器断代的经典论题。尽管以往研究者根据经传释义的不同而各执其说,该论题的本质却是直接讨论"康宫"这座西周周王宫室的空间组成。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从"直接材料"性质的西周金文出发,去梳理"康宫"相关金文材料,尝试对其所涉空间元素内容进行阐释和推测其空间构成方式,为解答"康宫"问题提供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