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是与应当的关系看廉政制度创新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和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的追求。实现廉洁政治,依靠对人的外在性和内在性两种约束实现自身,即法律制度等强制性约束和人们自觉遵守和防范贪污腐败的意识和能力的柔性约束,两种约束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廉政建设的成效。廉政制度创新需要朝向两种约束的结合,外在约束向内在约束转化的方向而努力。是与应当的关系是我们在学理上厘清结合和转化的一个方便视角。

斯洛特是如何从“是”推出“应当”的

斯洛特认为我们可以从人们正常条件下对某种行为移情反应的事实(亦即赞同或不赞同某一行为的心理习性或人性倾向的事实),就可以有效地推导出关于该行为道德属性的道德判断。换言之,我们可以从"是"推导出"应当"。然而,由于他的论证预设了接受他推理有效性的人们必须具有移情心和移情体验,这就使得他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依旧建立在听者的心理特征而非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从"是"到"应当"的过渡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先天认知的基础上,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如同几何学中的公理一样必然和普遍。

重置“是”与“应当”之坐标:在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自休谟以降遂成为诸多哲学家的一个关注核心。二者或者被等而视之,或者被割裂而论,以致规范的有效性问题在二者的混淆中被消弭,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在二者的对峙中被消除。在此态势下,哈贝马斯坚守道德认知主义的立场,基于一种"类比性思维"来重置"是"与"应当"的坐标。其具体方式,一是通过对元伦理学的批判来消解"是"与"应当"之间的混同和紧张;二是基于对斯特劳森道德现象学的借镜来彰显客观化与施为性态度的分野;三是依凭对规范性命题"似真性"的开显来揭明"是"与"应当"之间的勾连。

论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

回顾了对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的有关批评,以及塞尔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和对他的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行为的概念分析,试图论证,塞尔在他的推导中,混淆了做出某种行为和某种行为获得成功之间的区分;由此,未能正确地解释制度与制度性事实的关联方式,以至于认为制度性事实的存在可以否定"是-应当"区分。

同罪论证:实验伦理学回应“是/应当”问题挑战的新进路

研究者对实验伦理学提出“是/应当”问题挑战时预设了两个重要理论立场。它们不仅能对实验伦理学构成挑战,也能对许多得到广泛认可的伦理学方法或理论造成危害。这些预设成立所需付出的理论代价与实验伦理学接受“是/应当”问题挑战的代价相当。以此为基础,实验伦理学的辩护者可以转换回应批评的方向,将回应“是/应当”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实验伦理学的批评者身上。

当代社会和谐德性的价值诉求

当代社会的和谐德性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良性互动的生态为本位,在实践中来理解个体,在历史的传统和习俗中来叙述自我,在整体的个人生活中来诠释人的具体行为,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位一体"建设中协调德性的发展。它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成就个人与成就他人、成就人类与成就自然、成就身体与成就心灵、成就德性与成就幸福的统一。

两类需要视角下的实然与应然关系

实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三对概念都涉及认知、意志以及情感三种心理机能的纠结互动,并且还经常因为这种同构性被人们混为一谈。其实,由于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它们各自的哲理内涵在交织渗透中又形成了微妙的差异,需要仔细辨析。尤其对于从是与应当那里衍生而来的实然与应然,更有必要通过将实然仅仅和认知需要关联、将应然仅仅和非认知需要关联的途径加以区分,才能彰显它们有别于另外两对概念的相对独立意义,并且纠正法律实证主义等在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上造成的扭曲混乱。

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经验主义视角

在当今国际世界,生命伦理学已从20世纪中叶问世的新学科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在临床生命伦理学实践中,西方学者最为关心的是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方法论问题,简要地介绍分析当代欧洲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经验主义视角,探讨生命伦理学与自然主义之间的互动,借助当代主流伦理学的发展,回答临床生命伦理分析中的"是"与"应当"问题,以期对我国的临床生命伦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

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休谟自由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休谟关于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两位一体的见解,常常被西方主流学界看成是自我决定论而划归兼容论的阵营。其实,他强调的与其说是二者之间既对立又和谐的兼容关系,不如说是自由意志本身就直接包含了因果必然的人性逻辑。因此,倘若从休谟有关"是"与"应当"的区分出发,澄清这种两位一体如何可能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于自主责任的决定性效应,不仅能够揭示休谟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原创性贡献及其陷入的深度悖论,而且也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学界迄今为止还在恪守的二元对立架构为什么是无法成立的。

从安斯库姆的两条进路谈休谟问题

安斯库姆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中提供了回应休谟“是-应当”问题的两条路径:“是-需要-应当”与“是-亏欠-应当”,即通过人性事实与制度事实来搭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桥梁。其实,在休谟的原始文本中,完全可以找到这两条路径的痕迹,以效用为基础的道德感和习俗特征的正义法则正对应着人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所以,可借助安斯库姆的思路,实现对休谟文本的新解读和对休谟问题的新理解。

进化元伦理学与是/应当问题

进化元伦理学试图以进化科学为基础来探讨元伦理学中的相关议题,围绕它的重要争议之一是,它是否会遭遇“是与应当问题”。一种否定的意见是,元伦理学陈述是规范陈述,进化元伦理学是从进化科学的事实陈述中推出元伦理学的规范陈述,因而它会遭遇这一问题。相反的意见认为,元伦理学陈述是事实陈述,进化伦理学不仅不会遭遇这一问题,它反而可能会消解这一问题。对两种意见的深入辨析表明,不管元伦理学陈述是事实陈述还是规范陈述,进化元伦理学都不会遭遇这一问题,至于它是否会消解这一问题则远未有定论。

中国哲学“本义的价值”观念及其结构层次

中国哲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来建构其形上学系统,其所言价值,是一种“是”与“应当”本原一体意义上的价值,可称之为“本义的价值”。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肯定事物自身的价值,二是人之自觉义的存在或价值实现,三是通过“成已以成物”的途径,达到与周围世界的一体相通,以实现物、我之本有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哲学在“天一人”而非“主一客”的架构中理解存在或价值的义涵,它关联于周围世界的原初方式,是情态性的感通,而非对象性的认知。此“天一人”架构中的心物或物我关系,以物之存在或价值的“自身性”为前提,表现出一种“自成”与“互成”的统一。中国哲学“本义的价值”观念,对于救治现代社会基于主体对客体单方面赋义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相对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消解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从近代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到现代的彻底断裂,不仅带来道德知识的合法性问题,也加深了现代道德生活的危机,给人类的持久生存形成了危害。一个消解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总体思路是揭示和构建事实与价值之间默会的意义关联域,以主客体互换为视角,以人的自我转化为根基,在经验生活的超越向度中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通约与转化。

悬置非认知需要的意义和措施--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论探析

韦伯虽然针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价值中立"的要求,却由于无法解答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未能看到"悬置非认知需要"对于实现价值中立的关键意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有将自己的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严格分离开来,采取"全部有效""重视反证""换位思考""实然预测"等方法论措施防止非认知需要的干扰,纯粹基于求知欲描述和分析人文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才能在科学统一场中维系人文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身份。

自然法何以不自然?--菲尼斯自然法理论批判

由于走不出事实与价值的迷宫,菲尼斯想在20世纪重振自然法的努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理论困境。他不仅将工具性的实践理性等同于目的性的道德价值,而且还把某种特定的规范性信仰说成是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行为原则,结果暴露了西方自然法理论其实并不自然的致命伤。

自发性与道德行动: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伦理面向

休谟基于"理性"与"动机"、"是"与"应当"的区分,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提出挑战。回应这一难题并为道德行动重新奠基,成为贯穿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主旨。由此进入新儒学人性论思想内部:围绕"性"是否为善、"仁义"是否内在、"知""行"是否合一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西方"理性"与"动机"之争取得关联;而由孟子至程朱对性善论的不断纵深和完善,又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的独特指向。葛氏从儒家"由仁证礼""由仁义行""乐循理""德性之知"等观念中提炼出"自发性"思想,在西方伦理学框架之外为道德行动的理据性提供了新的阐释,对"休谟难题"背后的深层观念预设和话语模式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