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道德机制: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新策略

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目的是让它们在道德实践中与人类和其他智能体更好地相处。目前主要有四种建模策略:隐式、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和混合式。但是这些策略存在技术层面的困境,如设计范式、道德转译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难以应对伦理对齐的困境。这是因为现行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体在道德实践中发挥着线性作用,能够独立实现某种外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将人工智能体从实践中隔离出来。采用分布式道德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将人工智能体置于多智能体系统中,可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体的交互式道德实践中形成开放、包容的道德规范和分配式道德责任。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消解现行策略的困境,还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形成道德共生关系。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人工智能体引发的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体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智慧化和类人化特点不仅提升了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伦理问题。文章聚焦人工智能体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概述,阐述了当前人工智能体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解决人工智能体伦理困境的方法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确立与伦理困境

目前,经过多年测试的谷歌无人驾驶的汽车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这一事件的出现,在一次的将人工智能体的发展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上面。人工智能体的研究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人们的争议的。很多的专家学者认为,不同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哲学思考与哲学预想,关于这一问题的发展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一定得困境。

人工智能体引发的道德冲突和困境初探

人工智能体尤其是机器人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对人工智能体道德和机器人伦理问题的思考。聚焦人工智能体道德伦理问题研究,有助于修复人工智能体在实践应用中的诸多漏洞,尤其体现在对人类的伤害问题上。另外,强化人机一体化,构建智能体与人类联合的认知系统(JCSs)对于防范机器潜在的风险,确定责任归属也具有重大意义。人工智能体的出现使人类伦理道德体系陷入了困境,随着智能体进一步完善和复杂化,人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在人工智能体必须遵守"不伤害"的原则下,培养智能体的自主决策能力和道德控制力,实现人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也许是人工智能体未来发展的方向。

基于佛教世界观进路的人工智能体开发探究

佛教认识中关于伦理问题的研究体现了生命体自我创生、自我组织的模式。佛教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促使佛教世界观确信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编辑具有佛教特色的程序促使佛教世界观向人工智能体转化,可能代表了人工智能体开发的一条进路。在佛教独特的慈悲心与智慧的感应下,人工智能有望超越自我,因此人类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关系很有可能会突破单纯的智能体伦理界限,而走向人机和谐共生的前景。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解析与治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的教育解读

该研究力图揭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需应对的私有数字治理体把控的人工智能伦理霸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失序和主权国家人工智能治理滞后的现状。从机器决策与人文实践互动的维度界定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分析框架,剖析基于数据和算法的预测和决策引发的典型伦理问题。在此框架下,辨析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教育作为培养人工智能伦理价值观和伦理行事能力的主渠道作用,探索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教育智能升级统一与同步的制度再建空间和实践方向。

对话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的相关问题探讨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将其作为心理治疗工具的尝试近乎同步,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和精神健康领域的需求,相关研究渐增,需关注人机关系的伦理问题,明确各方角色。对话式人工智能处于工具与行为体间的混合地位,是潜在行为体,与作为完整行为体的人类合作以共享行为力。在完全理解不可能的基础上,对话式人工智能在交互中更加“了解”患者,提供个性化关注;激发患者回应,引导其积极行事以获得自我理解。人机之间可建立基于关怀伦理的合作关系,通过非对称互惠而共同缠绕于复杂情境和动态网络,需要所有行为体不断调整并承担责任。

人工智能体技术成果专利保护模式探究

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引导、伦理的规范和法律规制。国家政策性文件明确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应当遵循的原则,伦理规范为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法律制度为人工智能走向国际保驾护航。一项新兴技术的兴起是否需要对法律进行修改应从多方面进行考量。文章认为,可借鉴国外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宏观监管、伦理规范和专项保护相结合的动态保护模式,寻求促进与保护并行的保护机制,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

从“心体”与“性体”看人工智能设计中的完全道德行为体问题

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完全道德行为体。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同人工智能的工程基础彼此兼容,已经塑造了多种人工道德行为体模式,人工智能似乎有望在未来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然而,运用儒家哲学视角反思人工智能的道德设计可以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直接呈现道德意义的“心体”和作为道德根据的“性体”与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工程基础发生冲突,使其陷入了“道德封限”“道德他律”“道德表演”等困境,将否决人工智能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的可能。综合考量之下,基于生物基础的人工道德设计作为一种折中方案,在通向完全道德行为体的道路上具有更大潜力。

用人工智能方法为美德伦理学辩护

与结果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不同,美德伦理学将道德判断的概念基础建立在各种美德与罪恶之上。境遇主义批评是近年来对于美德伦理学的主要批评之一。这类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质疑美德作为稳定的行为倾向是否存在,另一种质疑理性地培养和习得美德是否可能。文章运用基于智能体的建模技术对公正这一美德进行建模,并设计了两组计算实验,为美德伦理学作辩护,并揭示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伦理学等人文学科中广泛的应用前景。

伦理智能体及其设计:现状和展望

智能体一直是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任何独立的能够同环境交互并自主决策的实体都可以抽象为智能体.随着人工智能从计算智能到感知智能,再到认知智能的发展,智能体已逐步渗透到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战争武器等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这些应用中,智能体与环境、尤其是与人类和社会的交互愈来愈突出,其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日益凸显.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风险和挑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伦理智能体是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从人工智能伦理的工程设计与实现角度,对伦理智能体及图灵测试、伦理智能体的设计范式、伦理智能体的逻辑程序设计、伦理智能体的形式化验证、伦理困境及分析等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同时,对伦理智能体及设计所面临的挑战和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述评和展望.

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

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运用外在技术(打破物种自然完整性的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干预,通过改变生物属性,突破非传统知识教化而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类“更完美的天性”已经成为现实。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人工智能体通过跟踪、组织、反思和引导功能为人类道德导航精准化开辟了道路。也因此,道德增强技术带来了关于伦理上的安全、自由、公平的全球论争。倡导道德增强与道德教化并存互补,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精准的道德进化观,将成为时代的理性增强。

跨文化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设计何以可能?——基于设计师伦理责任意识的培养

面对当今文化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设计已不再只遵循一种文化传统,而必须兼顾多种文化传统。设计师在跨文化人工智能伦理设计中扮演关键角色,可从外部约束和内在修养两方面培养他们的伦理意识:外部约束包括建立跨文化伦理原则、采用文化适应性“誓言”等方式,强化设计师的伦理责任;内在修养则涉及提升设计师的文化理解力、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想象力”等,增强他们的跨文化视野和伦理自觉。此外,儒家伦理的丰富资源也为设计师的跨文化道德能力培养提供理论支持。重视设计师跨文化伦理责任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助于突出人类在AI系统开发中的重要性,而且是缩小人工智能伦理理论与实践差距的有效路径。

责任缺口、道德图灵测试与可担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

智能机器的自主性带来对责任缺口的担忧,解决办法之一是逐步发展与自主性相适应的、可望负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被普遍认为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尽管无法成为个体责任主体,仍有望通过广义道德图灵测试的方式,获得特定社会领域的准入资格,以作为某种准道德主体成员承担特定社会角色,与人类责任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共担责任。为此,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建构最好采用结合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伦理学习的混合设计,注重在联合承诺及合作互动中促成共同体成员的善,创造更负责任、更可预期的角色行动。

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的美德伦理路径:基于道德强化学习

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设计思路中常被考虑的道德理论主要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然而义务论的抽象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计算都忽视了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最终表现出缺乏“情境敏感性”。相反,美德伦理注重经验知识的学习过程,以一种开放、动态的理论特质来适应复杂道德情境,而强化学习同样注重动态学习过程。因此,美德伦理与强化学习具有理论相洽性,二者的结合使人工智能体道德强化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这也是立足于现实复杂道德情境之最佳的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方案。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

人工智能体的拟主体性赋予了人工智能特有的拟伦理角色。通过对此拟伦理角色的分析,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的基本路径应为负责任的创新和主体权利保护。立足对合成智能与人造劳动者的价值审度,可提出寻求算法决策与算法权力的公正性,呼唤更加透明、可理解和可追责的智能系统,反思智能化的合理性及其与人的存在价值的冲突等价值诉求。应从有限自主与交互智能体概念出发,进一步展开对人工智能的价值校准和伦理调适,这不仅有助于把握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与相关伦理规范和标准的内涵,还可揭示"科技—产业—伦理"异质性实践所应有的明智。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构建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和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化自动系统的普遍应用,不仅仅是一场结果未知的开放性的科技创新,更将是人类文明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社会伦理试验。综观各种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智能体——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或理性智能体(下文简称人工智能体或智能体)是体现人工智能内涵的核心概念,亦应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的关键。

人工智能责任伦理的可能性条件

责任伦理是人工智能伦理学的核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功能、结构、工作机理以及智能进化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在智能的水平、基础、逻辑及本质上又有根本区别。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智能水平和自治能力,部分满足道德责任归属的条件,使责任伦理在最低限度上得以可能。人工智能体缺乏意向性,但如果它承担了全部三级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并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员承担其角色或职务所分有的道德责任,就具备了作为独立的道德自主体的资格。从可以进行责任归属开始到成为独立的道德自主体,从高低不同向度规定了人工智能责任伦理的可能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