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自我·玄思自我·詩性自我——以“淡思”爲主導的抒情模式在晉宋詩歌的發生與展開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魏晉政治鬥爭激烈,士人面對生存危機,開始反思與内省,個體生命意識覺醒。《古詩十九首》以來,個體經驗的書寫與情感的抒發,取代"詩言志"而成詩歌創作之核心,並直接影響了詩學觀念。與此同時,"情"被抒發以後如何安頓成爲新的議題,於是一方面出現了觀物方式的改變;另一方面,在魏晉玄學影響之下,老莊滌除玄鑒的人生態度及其背後的内省精神開始影響詩歌創作,"情"之消釋成爲詩歌書寫的内容。當内在哲思介入詩歌創作,是如何與抒情傳統相融,又如何發展出中國詩歌之"淡"風?基於此,本文將從鍾嶸"淡乎寡味"與劉勰"淡思濃采"辨析開始,確認"淡思"在詩歌研究中的位置;進而分析晉宋四種題材的詩歌,不同於傳統闡釋感物動情的做法,本文將反向研究"情"如何被消釋的問題,爬梳"淡思"進入詩歌創作,形成特有的抒情模式,與山水自然相融,與詩歌語言相合的過程;探討此間"抒情自我"(Lyrical self)與"玄思自我"(Metaphysics-probing self)磨合而成"詩性自我"(Poetic self)的書寫進程。

论杜甫五古行旅的以赋为诗

杜甫的五古行旅长于铺陈叙事,笔力雄厚,具有鲜明的以赋为诗的特色。其创作在篇章架构的组织、体貌手法和语辞选用等方面,皆巧妙熔铸赋法、化为己用,由此拓展了诗歌的表达功能。本文拟结合杜甫五古行旅的具体创作,从以赋为诗的手法切入,探究其美学风貌和形成原因,并结合晋宋行旅诗的创作传统,考察杜诗借鉴赋体手法的创变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