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晋商关系研究

该文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公布的5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要线索,讨论其与保护区整体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晋商作为关键的连接要素,结合碑刻、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按照非遗类型进行分类,讨论晋商与民间文学、晋商与民间表演艺术、晋商与武文化、晋商与传统工艺与技能、晋商与商贸习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晋商对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商的历史情况亦有所反映,晋商文化走廊则是串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线索。

对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调研

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简称“保护区”)由原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保护区行政区划范围包括晋中全境11个县(区、市),以及太原市和吕梁市各4个县(区、市),共有19个县级行政区域,其中晋中市所辖的榆次区、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为保护区内的核心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及其机制分析——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探讨其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体系和互动机制,研究表明:旅游是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互动的基础动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打造晋中旅游新业态,开辟晋中旅游新特色。

高天厚土上的文化传承——《青海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探索与实践》

作为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和藏族文化(玉树)三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青海省,是目前被列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数量最多的省份。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沿革,青海在生态多样性和人文多元化上形成的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造就了多民族积淀深厚、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塑造并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山西代表团向大会提交全团建议:支持山西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科学提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目标任务,制定印发实施方案,从流经县、流域区、全省域三个层次,加快推进重要实验区建设,力争在水土流失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方面为沿黄兄弟省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山西样板,并已取得积极成效。建议将支持山西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纳入国家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及机制研究——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具备良好的旅游发展条件,如何在文化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旅游是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本文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体系和互动机制,以期能够为当地政府部门保护实验区内的文化遗产和旅游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以人类学视角解读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空间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玉树作为三江源头,在国家生态安全层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玉树具有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对于玉树文化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至关重要。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整体性文化空间,更具情感性、社会性和人文特色。作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藏族文化(? 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是青藏高原绚丽多彩的文化宝库之一,针对如何准确定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构成,在清晰掌握文化空间构成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实验区内的文化生态这一问题,文章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分析藏族文化(? 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空间构成,其离不开自然地理空间、历史人文空间和现代语境空间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

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

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41人,其中副教授以上研究人员26人、博士12人。中心面向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实践,集中全校优秀科研人员,凝练研究方向,组建了以非遗为核心的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社会学学科研究团队,积极开展地方非遗保护和传承研究,先后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43项,出版著作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国家文化部落实民族文化保护精神,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批准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地域。基于文化生态、生态旅游等理论的研究,探索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探索了热贡文化生态旅游的资源条件与市场潜力,提出了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模式和建议。

“天地之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设立“天地之中”儒、释、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要性

"天地之中"登封是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各种文化均热衷于在此建立基地。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儒、释、道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衍生出民众生活化的儒、释、道文化表达,绵延至今,不少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形成一种互补共生、相互支撑的关系。设立"天地之中"儒、释、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于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守住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非遗保护工作从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转向关注遗产项目所孕育、依存发展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践。经过10年的探索实践,目前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全面推进,并已初见规模。在建设工作中,还需要加深认识,进一步厘清思路,明确目标,把握好方向。结合笔者多年从事非遗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管理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思考,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最初建设背景、定位与目标、核心问题、文化特色、文化旅游与文化生态区关系、政府主导作用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有效途径。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提出的创新性尝试,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和整体保护的重要途径。如何使保护区建设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目的,这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2008年1月由文化部授牌正式设立的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研究

文章定性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发的实质是将文化旅游资源要素通过资金要素、人力要素、技术要素与制度要素集成为文化旅游资本,进而再通过保护机制、挖掘机制、激励机制、运营机制与约束机制开发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这一转变来实现商业目的.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开发过程中,有政府、企业、居民与市场等4大主体参与其中,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又要整合区域内的相关资源多样化发展,通过不同的文化载体发展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业.

家园重建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

羌族家园重建从多方面萃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形式,是保护、重建羌族民众主体价值、生活观念的文化归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家园重建关系的实践为当下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如何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经验。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与建议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基于生态学视角下文化传承的新理念而设立的。与“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对照,其在产生背景、经济基础、倡导者、选择标准、区域范围、性质、要素和功能、建设方式、文化自觉(原住民参与)、设立目的、保护原则等11项指标的测评中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保护区的建设中,应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对保护区的类型、层级和范围进行合理划分,完善遗产的认定、普查、存录、整理、宣传、教育、监督、退出、奖励等机制,从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扩展到文化遗产“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从外在的传承场所回到村寨、社区,在文化共同体中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形成保护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民间音乐生态保护的思考

文化部于2007年6月批准在泉州、厦门、漳州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我国首个汉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设立和优化,使该地区成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保护区的设立和优化过程中,认真思考有三:其一即关于增强和构建音乐文化整体性的生态研究的思考;其二是关于增强和提升"文化自觉"理念的思考;其三关于"以人为本"促进文化生态的生活生产、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的思考。通过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与运行,俾使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抢救与保护,俾使文化国宝大师与文化瑰宝免于流失与消亡。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理论基础上,借鉴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和古村落等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经验,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案。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经验表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需要注意以下问题:整合保护区内传统村落、历史地段、历史街区等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并以此为保护区建设的基本单元,实现由点到面的保护;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

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以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创新举措,实现了从传统单一项目、单一形态的保护向多文化表现形式融合发展的综合性保护的转变,成为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主要实践方式。基于整体性治理理念,在探索和遵循文化生态治理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动态多主体网络保护结构,发挥保护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以文化形态整体性保护为导向的协调机制与以信任为核心要素的多维整合机制的构建,提升文化生态保护能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未来选择。

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产业化发展的基本途径

羌文化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绵阳市的特色优势文化资源,其在发展文化产业并与其他产业结合方面有着自身的价值及优势。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产业化发展需要在经营方式、产业组织和主导产业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一定的改变,要借鉴国内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经验,更要借鉴国外产业发展经验。但是生态保护实验区并不是文化产业园区,其保护是发展的根本前提。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遗”保护与发展研究——以湘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客家文化、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晋中文化等11个生态保护实验区,将＂非遗＂保护工作推进到活态整体保护新境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作为中国保护＂非遗＂的一项重要举措,自其开始施行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