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初儒运复振与文风新变

晋初强化儒学的官方地位,并以经明行修作为征选孝秀之士的重要标准,客观上加快了吴、蜀两地士人北上的进程,促进了太康文坛南北文风的交汇与繁荣。这一时期兼综众经成为儒学探研的主要特色,许多儒者还将文学创作作为重要的修养手段或晋身之阶,也促使晋初文坛呈现博学化的创作趋向。名教与自然之辨,出现调和的态势,玄学因素渗透到儒学研究中来,晋初文士也多具有玄儒融合的人格风貌。晋初移忠作孝的国策,促进文学创作主题伦理化和大量文学家族的出现,并对整个西晋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破与行的矛盾——论汉末晋初儒学的沉浮

春秋时,孔子创建的儒学,在战国时与诸子百家争奇斗艳,不相上下;在汉时,因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从而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独树一帜,压倒众家。汉末至晋初,是中国思想史的第二次活跃期,儒学在这段时间内失去了支撑它的政治后台,而且比其他各家学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读书、议政思潮与晋初政治

自魏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门阀世族凭借家世祖荫,世世代代入朝做官。在入仕从政、游玩享乐之余,门阀世族阶层也将读书论道、著书谈玄作为家学和特长发扬光大,出现了一个将谈论学术与评价政治相结合的思潮。魏晋更替之际,门阀世族又将此思潮引向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和选边站队的方向。西晋建立后,经武帝大力提倡和引导,择善从良,百官大臣们建言献策,著书立说,为新王朝奉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精神财富,出现了与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媲美的太康之治。

试论荀悦“古文”经学观与晋初史学

荀悦家族与东汉末魏晋政治、学术相起伏,更是对晋初史学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荀悦家学推崇古文经学,重视《左传》"典经"的作用。荀悦《汉纪》的面世,更是改变了纪传体一枝独秀的现状,使编年体史书在汉唐之间繁荣发展,进而使得史学解脱于经部春秋类的附属地位并走向繁荣发展。

论汉至晋初文章的简牍体制

汉至晋初文章,均以简牍为载体,受简牍形制的限制,有着与纸书不同的格局规格、体裁样式、篇章结构,前人谓之简牍体制。这是一种基于简牍使用而形成的文章规制,特点是倾向于将多种实用文体写成短文,书于薄小的牍札,以便携带和阅读,一般仅长数十字或百余字,文字简约,意义丰富。体裁有诏令、论议、书信、颂赞、箴铭、诔文、檄文、连珠、短赋等十多种,写作要求不高,易于掌握,因而受到文士青睐,得到较快发展,造成短章盛行、长篇寂寞的文章格局,文士普遍长于短章,拙于长篇。这种文章体制和写作特长的形成,与简牍的书字容量书写分工有很大的关系。东晋南朝随着纸书的普及,书籍都制成卷轴,连续书写,作文不再受简牍限制,文士都将注意力倾注到布局谋篇和语言艺术上,但形成于前代的简约文风已经凝定下来,并对后人写作形成一种规范和制约。而承袭自前代的汉魏晋初之文的简牍体制,仍然依稀可辨。汉晋文章简牍体制的形成,表明了早期文体的生成机制与文献载体及文风变化的关系,值得深究。

晋武帝拒行封禅及其自赎心态探微

晋武帝伐吴成功之后,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举行封禅,而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对此事件古人多从冲虚守静与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然通过梳理封禅行为的性质与晋史文献,可以发现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当与司马氏政权取得特殊路径所产生的自赎心态有关,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

本报通讯员

我可能在章晋初死之前三个月还见过他,也可能是两个月,要不然就是两个半月。在我们县城的解放路上,他和李义信刚从一家小酒馆出来。我老远就看见他们了,他们个儿高,身高都过了一米八五,远远望去,脑袋明显像是悬在其他人脑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