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与乡域政治——以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为例

会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中共意志贯彻落实的便捷途径。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行署在探索乡域政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揭示“垂直与扁平”的会议运作逻辑,直观彰显了乡村现场的会议效果,即助推农村全面性工作落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同时,为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性,中共在群众因应中亦总结经验策略,即依靠群众路线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

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政策及其实践评析

抗战爆发之后,由于大批劳动力或参军或死亡或遭日军杀害以及敌人对牲畜的大规模掠杀,晋西北广大农村出现劳动力和役畜严重不足,而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力和畜力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则成为中共政权适应战时需要和渡过难关的明智之举。这一政策及其实践虽然在战时收到了明显效果,但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而且劳动互助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特性,农民依旧使用原有农具进行生产,所谓互助合作只是在分散的土地上的简单合作,即依靠简单的生产组合使人力畜力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效率。

“经纪”体制在晋西北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经纪体制”是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共的政治动员,晋西北农村社会发生分化;以“经纪体制”为代表的村选劳动英雄模范在塑造中与乡村社会阶层出现内在的逻辑变动,一方面满足了乡村内在主体需求,另一方面实现了农村乡村社会经济重新按照中共构建的政权方向整合。启示乡村治理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保持这种“经纪体制”的权势平衡和组织结构完整,对于晋西北乡村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