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晋阳秋》汤球辑本误收檀道鸾《续晋阳秋》考

清代学者汤球在晋代史料的辑佚方面成就斐然,但在编年体史书孙盛《晋阳秋》的辑录上却大失水准,大量出自檀道鸾《续晋阳秋》的史料被误收入孙盛之书。究其原因,因檀道鸾《续晋阳秋》又被称作《晋阳秋》,自唐代起,《北堂书钞》等书便将大量出自檀道鸾《续晋阳秋》的史料署名《晋阳秋》,且不提撰者。由于孙盛《晋阳秋》颇负盛名,后人就误将署名《晋阳秋》者皆看作孙盛之作。汤球受此影响,在孙盛《晋阳秋》的辑佚上也出现此类错误。

吐鲁番所出《晋阳秋》残本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残本《晋阳秋》,为著名史学家孙盛所撰,其保存内容前半部分为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与贾南风外戚集团及张华权臣集团的政治冲突史实,后半部分为张华个人传记及《鹦鹉赋》,吐鲁番本晋阳秋与传世史籍互补,为研究晋代历史及孙盛本《晋阳秋》版本提供了及其珍贵的资料。

孙盛《晋阳秋》在东晋至北宋间的传播及其书籍史意义

孙盛《晋阳秋》在东晋至初唐间拥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传播也甚为广远。它不仅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晋史文献中独领风骚,而且受到评论家刘勰、刘知幾的推崇,更被藏书家梁元帝看作书中珍品,被域外的高句丽视为必读典籍。此外,西北边陲的敦煌、吐鲁番,海外的日本也留下了其传播的文献遗存。《晋阳秋》的长期流行与其成书之际因秉笔直书触犯权贵引起轩然大波有关,更与其考辨精当、评论恰切的史学成就紧密相连,当然,其时尚未有贯穿两晋的成功的晋史出现也是因素之一。随着唐修《晋书》的成功传播,先唐“十八家《晋书》”逐渐边缘化,五代之后仅有《晋阳秋》存世,然经靖康之难最终散佚。从长期流行到边缘化再到散佚,孙盛《晋阳秋》的命运起伏为书籍经典化的复杂性提供了绝佳样本。

邓粲《元明纪》《晋纪》《晋阳秋》三书关系考

现存《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记载中,邓粲所撰晋史有三种不同名称,分别是《元明纪》、《晋纪》、《晋阳秋》。经笔者考证,三者实为二书即《元明纪》和《晋阳秋》,前者主要记载东晋元、明二朝事,故以《元明纪》名之,被后人称作《晋纪》;后者记事迄于晋孝武帝,亦被后人称作《晋纪》。《元明纪》与《晋阳秋》成书后各自流传,因而邓粲《晋纪》实为二书。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历史不曾远去 梦想不再遥远——读长篇小说《晋阳秋》有感

江山万里,却笼罩着帝国的魔爪;黄河汹涌,却阻不断日寇的铁蹄;山河破碎,民族的危机来临。晋阳的青年学生,满怀爱国的热情,不畏牺牲坚决抗战,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

魏晋以降，编年史相继有所著作，或名为纪，如干宝《晋纪》；或名为春秋、阳秋，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孙盛的《晋阳秋》；或名为略，如裴子野《宋略》；或名为典，如刘瑶《梁典》；或名为志，如王劭《齐志》。此体虽与纪传并行，但纪传体始终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主流。《隋志》分部，列纪传于正史类，固属唐人见解，实际上确能正确反映魏晋以来的史学思潮。

信口不得的雌黄

拜白娘子传奇故事所赐,雄黄在民间的知名度可谓妇孺皆知。相比之下,与它颇有阴阳对照的雌黄,知名度大为衰减,大约只有略读过书的人才会隐约留意到信口之后的此君,而其具体究竟如何,实在是小众才肯关注的冷僻知识了。《晋阳秋》里的掌故:王衍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这大约是信口雌黄的缘起。不过,信口而来的掌故,只是一种借喻,就雌黄之于更易,尚未落到根处。但凡书写,难免有误,直接用墨笔划掉,自然是明快的处置。

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

《蜀志》卷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载:刘禅降魏,遣尚书李虎向魏送士民簿,簿中有如下诸项记录: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綵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又《吴志》卷三《孙晧传》注引孙盛《晋阳秋》中,记述晋朝平定江南、王濬收吴图籍之事曰: 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良史的风骨

东晋中叶,史学家孙盛写了一部史书,名叫《晋阳秋》。此书记述晋朝当代历史,直书时事,＂词直而理正＂,堪称信史。然而,书修成后不久,却惹恼了当朝权臣桓温,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原来,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

将军作家慕湘和他的《新波旧澜》四部曲

慕湘16岁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经抗日烽火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锤炼,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授予大校、少将军衔。从11995599年起,他开始奋笔创作长篇小说《晋阳秋》。该小说面世后反响强烈,他深受鼓舞,从此在文学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下了系列长篇《满山红》《汾水寒》《自由花》,它们有机连贯地构成了抗战四部曲《新波旧澜》,成为真实再现山西1937年至1940年间抗日风云的鸿篇巨著。

汉字的谚文注音

朝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用汉字作为书面的交际工具,记录自己的语言。据历史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朝鲜人就“知读《经》、《史》”,“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汉文《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及佛经在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朝鲜。相传百济(古朝鲜国名)王仁曾率领织工并携带《论语》、《千字文》于晋武帝太康六年(284)到了日本,可见这两部书至迟是三世纪时就传到了朝鲜。据朝鲜学者的研究,朝鲜使用汉字约有1700年到1800年的历史。朝鲜使用汉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作为书面的交际工具,这种汉字的读音是受朝鲜语的语言系统约制的,读得跟汉语相近,一般称做“文读”。另一种是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使用的时候又分成几种类型:有的只取汉字的形,不取音义;有的形、音兼取,不取义;有的形。

辽宁古称“辽海”考

辽宁自古称辽海,本文通过古文献中的史料查考,考证了这一古称的由来及地域范围,得出三点结论:一、'辽海'至晚在魏晋之际已是辽宁地域名称,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二、'辽海'是魏晋以降辽宁地域一贯的称谓。三、古称辽海所指地域范围有二种含义,就狭义而言,相当于今山海关以东至渤海、黄海间的空间范围,涵盖今整个辽宁地域;广义而言则涵盖渤海、黄海以北之整个东北地域。因此,从地理概念和历史渊源而论,辽海都是辽宁地域古称无疑。

中国人的“活在历史”意识

在《晋书·桓温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桓温曰: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在《晋书·孙盛传》有这样一段记载与前述桓温心境形成鲜明的对照:

文人风骨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

清慎自律的胡质父子

原文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其将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仗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晋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