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汉代黑河(删丹河,或名张掖河,又名弱水)与北大河(金河,又名呼蚕水)交汇入注居延海,汉代以后直到唐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两水分流,金河流注白亭海,张掖河流注居延海。敦煌文献记载晚唐时金河与张掖河交汇流注居延海,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金河和黑河流域地区居民结构变化、农业人口和用水量减少、黑河径流量增加也是居延海湖面增加的原因。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 ,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词境的拓展与深化——从四首词的分析看晚唐五代词的发展

晚唐五代 ,温庭筠词的客观精美 ,极富音乐性和装饰性 ;韦庄词的清丽婉转 ,充满生命和感情 ;冯延巳词特有的文雅、忧患和执着 ;李煜词对人生的怀疑和反思 ,都各具特色。他们各以其独特风格的创作 ,一步步拓展与深化了词境 。

跋五代李从曮妻朱氏墓志

李从暇，五代藩王，晚唐五代枭雄李茂贞之子。晚唐五代时期，李茂贞、李从喊父子虎踞秦陇，开府割据，一度卵翼十余镇，势力达及四十余州，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李茂贞之后，李从暇继任风翔节度使，前后镇凤翔（今陕西凤翔）二十年，位列藩王，地位显赫。由于晚唐五代史料残缺不全，李从嗽虽在新、旧《五代史》的《李茂贞传》中皆有附传，但都失之简略，且有很多讹误。幸而，中国国家网书馆藏有题为《李公妻朱氏墓志》的墓志拓片，即李从暇妻朱氏墓志。该墓志也被收录到《唐文续拾》之中。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湖南影戏研究述评

影戏，即人们常说的皮影戏。中国影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形成。湖南影戏出现较晚，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大致是明末清初时，在湖南衡阳一带形成。湖南影戏虽然晚出，但其地域色彩鲜明，境内流传有皮影和纸影。湖南影戏虽然很有特色，而且在境内流布范围亦极为广泛也很活跃，但是人们对其研究却比较薄弱。虽然如此，湖南影戏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本文即对20世纪以来的湖南影戏研究作一简要述评，并对未来的湖南影戏研究作些粗浅构想。

幽州与敦煌

幽州与敦煌均是唐朝的边陲重镇，中西交通之枢纽。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与幽州的材料比对，系统探讨幽州地域社会及两地的文化交流。据敦煌文书S．529背面，中晚唐五代时期，幽州地区经济优越、佛教发达、带有胡化气息。这些特征在契丹统治之下几乎全盘保留下来。敦煌藏经洞发现辽燕京高僧诠明和幽州石壁寺沙门传奥的著作，说明幽州与敦煌有佛教文化交流。敦煌写卷本与应县木塔《契丹藏》残卷中都发现诠明的著作。前者是“民间文本”，后者是“官方文献”。从晚唐、五代到辽，幽州地区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民众的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及佛教格局却几乎没有变化。

从“左牵黄”的“黄”说起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句“左牵黄,右擎苍”,用“黄”来借代“狗”,用“苍”借代“苍鹰”.学生对这样的借代感到不解.为什么要用借代呢？因为词的格律. 《江城子》这一词调起源于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为单调,三十五字,七句五平韵.始见韦庄词：“髻鬟狼藉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其格律要求为：

遗世独立,风趣洒然——析李珣渔隐词

晚唐五代词人李王旬的渔隐词作是《花间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亮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李 王旬的遗世独立、风趣洒然渔隐词的形成原因 ,以及他为何成为渔隐词创作的重心。具体为 :李 王旬个人独特的身份与经历 ;他较好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 ;

晚唐五代绘画服饰考——丝绸之路带来的中国服饰新风尚

现存晚唐五代时期的绘画材料与出土织物稀有,其中保留的古代人物图像,为研究当时的服饰、装饰、纹样、织造等皆提供了重要实证,因此尤其珍贵。本文依靠出土与传世绘画遗物,尤其是敦煌藏经洞与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唐代丝织与绘画,对照古代文献记载,以探五代服饰的新风尚。

浙江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唐五代秘色瓷器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是烧造秘色瓷的最主要窑场，2015-2016年发掘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堆积，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器，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盘、钵、盏、盏托、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孟、枕、扁壶、八棱；争瓶、圆腹净瓶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许多器物为首次出土。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辨三则

自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面世百年来，有关敦煌变文词语的考释、校注，经过几辈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许多集大成之作，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下文简称《通释》）、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下文简称《选注》）及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下文简称《校注》）。然而，由于敦煌变文多是晚唐五代时期民间书手所抄，其中每多俗写误字。这些误字，或由音近通借使然，或因形近讹混所致。上述作品在校正误字、释读疑难字词方面，已多有创获。这里，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对变文中遗留的个别疑难词语进行考辨。

论《尔雅音图》的音系基础

《尔雅音图》的音注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份反映晚唐五代时期汉语音韵的重要资料。此书注音的特点是：一字一音，全是直音，没有反切。全书共有注音1583条。完全采用直音这种注音方式就说明其音不可能是袭自传统韵书，而直接反映了当时作者的口语。

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写经生与学仕郎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数万件汉文佛经写本，大多为四至十一世纪的写经人所写。从有题记的写本来看，写经人的身份大体可分为僧尼、普通信众和职业写经生三种。其中写经生的情况较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隋唐时期写经生的身份、抄经情况、生活境遇和书法艺术等问题。在敦煌写本中还有一类人的身份容易与写经生相混淆，这就是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学仕郎”，是指在寺院中学习的年轻人，与写经生有所区别。本文就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这两类人及其书法再作一些探讨。

游戏与超越:中国禅宗文本的戏剧因素

细检禅宗文本，不难发现，中国戏剧因素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为禅宗文本所吸纳，禅宗公案、机锋、法语、偈颂等，无不烙下戏剧影响的印痕。中国禅宗在晚唐五代时期发展鼎盛，至宋代进入其“烂熟时期”①；而自汉至宋则是中国戏剧的草创与形成阶段。佛教进入中土，

柳永悼妓

一 提起悼亡词，我们往往会想到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名篇《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其实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有悼亡词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8曾载张曙替其叔张秫戏作悼亡词的故事：

吴融诗歌中的儒、释互补思想

唐代的文化发展模式是儒、释、道三教并重，各取其长，一方面激发了唐朝士子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空灵豁达、富于浪漫精神的人生境界以及艺术创造的丰富潜能。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华夏乱离的时代背景和偏安一隅的历史环境，导致了佛、

试述禅宗史书《祖堂集》复音词对大型语文辞书的补充

《祖堂集》是我国早期一部珍贵的禅宗史书，成书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可以看作晚唐五代时期的语料。由于此书初刻后不久就在中国流失．大约900年后才回归本土．因而较多地保留了语言的原貌。13本柳田圣山教授曾作过高度评价，他在《祖堂集》影印序（1972）说：“《祖堂集》之重发见，实本世纪初叶之事，可与敦煌古籍媲美。此书对初期禅宗历史之究明，价值极大，且为今后研究唐代语言、思想、历史等，提供出新资料。”其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禅门规式》与佛教的中国化

隋唐时期创立的天台、华严、禅、净土等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成就，其中尤以禅宗最具中国特色，“会昌法难”之后更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形成于晚唐五代时期的禅宗文献《禅门规式》，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也是促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