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

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还原性地分析了晚年丁玲写作《杜晚香》的内在动机,揭示了她借文学来解决"历史问题"、实现政治诉求的苦衷,廓清了对丁玲写作此文的动机的误解,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丁玲的艰难境遇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复杂心态。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晚年丁玲再考察——以《中国》杂志为中心

该文从晚年丁玲平反的复杂细节出发,分析她复出后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及其原因。同时,重点考察《中国》杂志中的丁玲,探讨她那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纠缠的复杂心态,力图呈现晚年丁玲在目前学界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

李美皆的B面——评《晚年丁玲形象研究》

李美皆的文学评论,以明快而锐利见长,她似乎不屑于引经据典。而她的学术著作《丁玲晚年形象研究》,则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旁征博引,占有资料宏富,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丁玲晚年,面相十分复杂,李美皆做出了清晰的勾勒。作为女性学者,李美皆怀着“理解之同情”走进丁玲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去揣摩、描述丁玲的心路历程。她为丁玲辩诬,也毫不讳言丁玲的种种局限性。李美皆保持着一贯的清明和理性,她以理性还世界以清明。丁玲个案研究,却具有普遍意义,透视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共相。

“晚年丁玲”与马恩著作

本文以丁玲晚年的思想存在状态和精神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对于马恩著作的热衷以及近乎痴情的学习,揭示其学习的用意是为了重装自己的精神大脑,最终抵达对自己人生的彻底反思和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

创办《中国》是晚年丁玲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办刊的种种艰难以及与作协党组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她在新时期文学的“边缘”位置。晚年丁玲的“边缘”位置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先锋”姿态,她企图在新时期恢复延安文学传统,但最后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她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杜晚香》与晚年丁玲的时代意识

丁玲在1982年两次声称今后的写作方向是《杜晚香》而非《“牛棚”小品》。现有研究未曾发现,这个想法并非在两篇作品刚诞生时形成。事实上,上述决定关乎丁玲所理解的时代需要。丁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着特殊的历史体认方式,并形成了自身的时代意识,她的选择意在回应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困境。这一时代困境具体表征为青年的精神危机。丁玲对青年精神问题的关注涉及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思考。这些思考有别于当时主流的现代化叙述,是当下进一步理解80年代初期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历史经验,也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源。

“政治正确”:丁玲晚年谨言慎行的出访

在文坛,丁玲出访期间对个人苦难的讳莫如深以及"政治正确"的铿锵发言,是被频繁指责的一个问题,也是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原因。本文详细考察丁玲出访时的处境(包括其历史问题有待平反的特殊因素),对丁玲何以如此发言做出了中肯的分析和解答。

陈明对晚年丁玲的影响

1978年4月5日,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文件。4月20日,陈明携带材料来到北京,递交给胡耀邦办公室。幸好陈明比丁玲年轻十三岁,还跑得动,这些事情,全靠他,他也是最好人选。1978年7月,丁玲在老顶山公社党委主持下摘掉了右派帽子。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他们得到中组部答复: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1979年1月12日清晨,他们回到了北京。

从一组关系解读晚年丁玲

对于晚年丁玲,以往论者多喜欢用"左倾"、"保守"一类的词语进行评判,这未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本文将丁玲与几位具有高度相关度的作家、理论家进行了比较,认为丁玲晚年的思想、艺术状况需要用"多因论"来解释,而多因中,其历史上的"叛变"问题,是主要成因。这种具有历史相关性的多角度的比较使得我们对晚年丁玲的解读更加透彻,避免了一叶障目式的误读,也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晚年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