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震灾后文学中的“反核”书写——以《神明2011》《晚年样式集》为例

东日本大地震和由其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催生了以“3·11”大地震、核泄漏危机为主题的震灾后文学。本文基于川上弘美《神明2011》、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指出这两部作品在主题阐发上,分别通过新旧“神明观”的转变、过去侵入现在的历史书写,表达共同的反核主题,揭示了核危机下现代人共同的悲剧命运。

超越“自我”的“晚年样式”——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论

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是以2011年东日本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为背景完成的、旨在超越自我既有的“娴熟技法”,获得新的创作风格的晚年作品。本文经对小说文本分析发现:该小说通过多重叙事者“我”的导入,突破了贯彻大江文学始终的“二人组”叙事模式;多元文体内部的“异论”对峙与对话的并用,像相互对挂的镜子映出了广阔而多元的现实世界;借用“巨树”的隐喻与音乐变奏,实现了绝望与希望的转换。最终以崭新的叙事结构和全面开放的叙事文本开辟了日本“私小说”的新样式。

《晚年样式集》:“战后精神”危机及希望

《晚年样式集》是大江健三郎"晚年的工作"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作品。这部小说是作者受到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的刺激而创作的。作品创作背景直接关联到作品内容。大江通过小说中家庭内"女子三人组"对主人公作品进行的批判,实现了对自己作品内容的批判性回顾,并由此重新审视了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精神危机,深刻揭露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如果说大江健三郎以前的作品是对过去天皇制的批判,是维护战后和平,反对复活国家主义的话,那么《晚年样式集》则是面对日本核问题和国家主义复活这双重现实,对日本"战后精神"危机的直接思考。同时,面对逐渐消失的"战后精神"和民主主义,作者也探寻着对未来的希冀。

幽暗意识的肯定性转向——大江健三郎在《晚年样式集》与鲁迅的互文性对话

《晚年样式集》是“奇怪的二人配”六部曲的最后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文译本问世于2022年,此前一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如同毛泽东主席于1937年在延安发表讲演时对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的重大贡献所评价的那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中的鲁迅《孤独者》映像

鲁迅的文艺理念中有很多日本因素,而近一个世纪后的鲁迅文艺理念和创作方法,又反过来给日本当代作家以强烈影响。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晚年样式集》和鲁迅的小说《孤独者》,虽有长短篇的不同,但大江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主题却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从叙事艺术上看,两部作品都使用了边缘化人物叙事策略和转述叙事方法;从修辞上说,两部作品都使用了对白、反讽和幽默等手法;从创作主题上来看,两部作品都在作者自我投射的基础上描写了对现实的"绝望"和对未来的"希望"。大江作品在叙事艺术、修辞方法和创作主题上受到鲁迅的影响,一方面缘于大江健三郎对鲁迅创作思想的积极吸收,另一方面缘于两部作品创作时社会背景的相似性。

《晚年样式集》:权威的消解与重建

大江健三郎的《晚年样式集》,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电站泄露事故背景下,将作者自己化身为小说主人公"我"融入其中,通过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复数发话者对"我"近40年来创作的批判,回顾了自己始终反战反核的人生历程。同时,作品结合日本战后民主精神在以天皇制为象征的家长制和政府右倾化政策摧残下逐渐失落的残酷社会现实,坚定了"我"坚守"不战"和"民主"的"战后精神",以自己的抗争消解包括家长制和右倾化政府在内的各种权威,并希冀重建新的家庭关系和政治体制等权威的信念。

《晚年样式集》和“3·11”东日本震灾之后——大江健三郎访谈录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一代派代表作家。近年,年近八旬的大江健三郎在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将迎来谢幕之际,以一个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责任感,于2013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以最真诚的态度面对日本的残酷现实,并揭示了面临灾难与重重困境中的社会之希望。2013年9月,大江接受了《新潮》杂志尾崎真理子的访问,谈及《晚年样式集》的背景、意义以及与其他作品的联系等,是研究大江近期创作的重要资料。原文载日本《新潮》杂志2013年12月号,略有删减。

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的罅隙之间——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论

《晚年样式集》是大江以日本"后3·11事件"为契机,历史书写"核爆"问题的日记体小说,是其"晚期工作"的集大成之作。文本从"核爆"问题的演变史出发,揭露日本二战史是践踏"民主"的侮辱史;战后史是"核伞"下政府行为的荒诞史。进而提出日本政府应正视"核爆"惨剧,积极推进"核电站为零"政策,塑造人类共有的"道德"规范,探讨"个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