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安得长者言》的训喻导向与晚明士风

陈继儒《安得长者言》是晚明一篇独特的家训作品,它不仅从修身、处世等方面对子女后代进行了道德教育和训诫,而且针对晚明的山人之风、讲学之风和空谈之风作了批评和讽喻,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

从《金瓶梅》中士人形象看晚明士风

"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塑造了不少典型的士人形象,诸如滥竽充数的水秀才,贪财好色的温必古,贪赃枉法的蔡蕴与钻营堕落的安忱。这些形象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对人物形象本身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艺术典型背后发人深省的社会内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晚明社会士人风气,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审美意义。

山人与晚明士风一隅

山人通常指栖居山林的隐士,嘉靖以来却盛行两种山人:一种是挟诗卷遨游缙绅的布衣文士以及“未通章句”也加入游谒行列的闲杂人员,一种是宦情冷淡而营求清雅生活的士大夫。两种山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指向顺适已意。山人出处进退的变化,反映了在心学流行、商业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受到削弱,士人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

构建新颖 见解独到──《晚明士风与文学》简论

构建新颖 见解独到──《晚明士风与文学》简论王定璋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素来有词章、考证、义理之分，而义理探索实在又包涵宏观把握和微观寻绎。由于着眼点的差异，二者各有利弊。微观研究只要认真考索，总会续有所得，但其不足之处是见木不见林，难于建构完整大...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晚明的畸人文化及成因

在晚明,一场畸士风潮席卷而来,文人争相以畸人为字号,以畸人自称或代指他人,认同畸人的品行和隐逸山林的选择,唱和往来及文学创作颇有畸士之风,形成了崇畸尚德的时代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包括对《庄子》文化的继承,受明代心学尤其是王学的熏染,处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等。晚明盛行的畸士之风反映了明代心学崛起背景下,文人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以及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自我个性的标榜和私人精神领域的维护。

明末清初的女性题画词

晚明以来，人们对才女的期待已开始不止限定于女子的诗才了，相当一部分敏慧颖悟的女性表现出更多方面的天赋与才思。除了诗词文章，书法与绘画往往成为一些才女的基础修养，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直接相关。夏咸淳称：“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于凡百诸艺均有广泛的爱好，而于书画尤其偏爱。”（《晚明士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闺中的教育范围也由单纯的闺训诗文日渐扩展到书画等艺术领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