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文学思潮转型与《金瓶梅》对传统题材的突破

社会思潮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一般产生于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晚明社会思潮的形成及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晚明的文人思想家们,对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生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晚明社会思潮在《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晚明社会性崇拜与性偶像西门庆

性的崇拜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这种倾向在人类历史上或隐或显一直存在。然而在中国社会史上,晚明时期的性崇拜倾向以其异常明确而富于激情的形式似乎特别地值得我们注意。与文化人类学上所常提到的那种初民的带宗教色彩的性崇拜不同的是,晚明社会的性崇拜是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风气,主要表现为对性能力、性器官的崇拜和对媚药及淫器的沉溺。当时上层社会的普遍投入以及这种倾向对社会风气、审美意识尤其是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似乎都在提示着我们这个曾有的历史现象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

从晚明社会思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真义

从晚明社会思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真义冯保善《灌园叟晚逢仙女》为冯梦龙“三言”中名篇，并见《今古奇观》卷八。在当代，它不仅是首部被搬上银幕的明代短篇小说，还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这篇名作究竟昭示了什么样的思想主旨？论者一般认为，它表现了对真善美的歌颂与...

朝鲜使臣所见晚明社会之乱象——以赴明的朝鲜使臣所撰《朝天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以"中华"人自居,一切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将其作为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并运用这种价值观念进行观察与思考。他们对晚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无疑为我们研究晚明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而他们对晚明乱象的诸多批评恰是其普世价值观的反应,其终极关怀,既希望朝鲜王朝以明朝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取而代之,来实现所谓真正的"中华"。

从“二拍”看晚明社会观念的演变

从原材料产生、流传到"二拍"的编创,由于时代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已发生变化,从遵从传统伦理、礼法、节义等理性的社会价值观念,演变为重生存、情欲、财利等感性的社会价值观念,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生存至上、情为本位和重利违义的社会生存方式。

妖言与中晚明社会

明代的妖言分为谋逆类妖言和时政类妖言。中、晚明多事之秋,谋逆类妖言与各种变故纠缠在一起,在其中推波助澜和鼓躁煽动,加重了各种变故的危害。在明代多元化社会形成过程中,时政类妖言获得了很大发展空间,促使对抗庙堂的民间舆论中心的形成。明政府为控制妖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由于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严重丧失,使得这些举措效果甚微,明代也在各种妖言的聒噪声中走向灭亡。

一个概括晚明社会情态的特殊平凡人——《金瓶梅》之西门庆论

诚然,《金瓶梅》的西门庆,与《水浒传》的西门庆相比较,“他不再是被意念化了的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而是一个有多面性格的圆整的血肉之躯。”(石昌渝:《金瓶梅鉴赏辞典》第4页)那么,西门庆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他的确如许多专家所论定,是一个融恶霸、官僚、商人于一身的新兴商人形象。然而,如此判定的形象,对晚明的社会情态及文化意识而言,似乎已经省略这一典型其他内涵和美学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把西门庆视为一个概括当时社会情态的特殊平凡人,更切合作品实际些。一、第一印象,西门庆是一个集流氓恶棍、地主豪霸。

一轴晚明社会的世态人情画卷——论《墨憨斋定本传奇》的思想意义

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不仅编纂了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而且创作、改订了多种传奇。一九六○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他现存的十四部传奇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冯梦龙的戏剧作品“确守词隐家法,而能时出俊语。”“生动圆转,领异取新,脉按《金筌》,声传三籁”,从许多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以及爱情与封建主义之“理”的对立。以绚烂的色彩,描绘成一轴晚明社会的世态人情画卷,有着其他剧作所无法替代的思想意义。

晚明社会控制的削弱及其影响

明王朝发展至晚期呈现出国家控制削弱的典型特征。这与明初国家对社会的强控制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削弱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这种社会控制力的削弱在为晚明社会内在发展带来繁荣与活力的同时，也为晚明社会的没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挂枝儿》、《山歌》中的私情与晚明社会

《挂枝儿》、《山歌》中的情爱内容极其丰富,被文人学者认为是私情歌谣总集。从欢情、离情、怨情、谑情、孽情等五个方面进行剖析,将民歌中鲜活灵动、率性质朴的一面展现出来。除私情民歌以外,还有一些民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画卷,反映出晚明社会人性放荡、世风侈靡的特点。

晚明社会的经济与人文

自正德、嘉靖以后,到祟祯十七年(1640年)明王朝灭亡,其间一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之为“晚明”。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现出了一种无法挽回的“世纪末”的衰暮景象;另一方面,这些衰暮的景象经由自身的酵化、翻新,又为整个社会抹上了某种异样的色彩。这一色彩,概括地说,可以用三个字加以表述:其一是“动”,其二是“奇”,其三是“新”;所谓“动”,主要是指旧的社会秩序,正统思想开始有所动摇;所谓“奇”,是指社会上奇人奇事层出不穷;所谓“新”,则表现为社会风气、人情物貌的更新。

堪舆、商业出版与晚明社会

晚明时期,商业兴盛,商业出版异常活跃,各类堪舆书籍如雨后春笋出现。这些堪舆书籍种类繁多,大都由当时的达官显贵作序。从晚明堪舆类书籍的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员非常热衷堪舆术。不仅争相研读堪舆书籍,而且参与堪舆实践。此外当时堪舆学自身亦出现新情况,形法和理气派相互融合,举子弃业究心堪舆。

《金瓶梅》——晚明社会历史的一面巨镜

日本全译《金瓶梅》的小野忍教授,十年前曾致感叹于中国读书界对待《金瓶梅》实在太不公道了,一提起便指为淫书,好象别的什么都没有了。难道研究明末的社会人情,还有比这部书更为重要和更为出色的吗?——其实,早在1933年郑振铎先生就深刻地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社会景象。

张岱的史学与对晚明社会的认识——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为中心

《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是明朝遗民张岱承袭家学传统,有感于明朝灭亡而作。是书的特点在于:首先,以事件串联人物,达到了"以类相从"和"考镜源流"的目的;其次,列传以"总论"开头、"石匮书曰"结尾,使人物脉络清晰明了;而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张岱在关注帝王将相的同时,将视野下移,记载了大量的时代"小人物"。张岱对于崇祯皇帝、宦官势力、党争和南明朝廷等的评论,对于后人重新审视明朝(南明)历史,提供了"正史"以外的"当事人"视角。

从西门庆的“财色”追求来看晚明社会之“变”

《金瓶梅》围绕着核心人物西门庆的人生轨迹展开书写,折射出晚明社会变化之状。本文以西门庆所追求的“财色”为着眼点,洞悉晚明时期新兴商人的新逻辑和已初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变化、愈加黑暗的官商勾结之政治和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人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财色”书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展示出真实的晚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现实警醒之意义。

晚明社会背景下世情小说发展原因探析

晚明社会的重大变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长篇小说在题材上有了新的突破,作家的笔触逐渐从英雄人物转向市井小民,出现了以描写日常生活、人情世态为主的世情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创作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世情小说的兴起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从晚明特定社会背景出发,探讨世情小说兴起和发展原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

晚明社会的变迁标志中国近代的开启——《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主持的“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00年立项，2002年9月完成，2003年7月结项，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晚明社会变迁研究》，45万字。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林金树、许敏、张兆裕、吴艳红、张金奎、张宪博、高寿仙、黄卓越等。

晚明商业出版研究新颖之作

晚明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是人们研究此期印本书籍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可忽视的方面。近年来,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晚明的印刷与出版进行文献史或技术史层面的分析,开始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由国际汉学界知名学者周启荣教授撰著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是晚明商业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新文化史理论来检视晚明印刷与艺文生产之间的关联,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逻辑严谨,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徽墨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为中心

晚明是徽墨艺术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徽墨成为承载和传播晚明社会文化新元素的重要物质载体。万历年间诞生了徽墨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墨谱双璧《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受到晚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中盛行求新求奇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在《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中,出现了众多既富有艺术价值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徽墨造型,对晚明社会生活的重要面相——"俗"和重要价值取向——"奇"进行了充分且直观的表现。特别是徽墨造型中以藏密风格为代表的佛教文化符号,是文人士大夫出于发展居士佛教的需要,大量吸收藏传佛教方便修行的手段和元素,并赋予用墨行为以修习佛法功用的产物,反映了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以情爱故事为设计主题的徽墨造型,折射出以市民文化兴起,情爱文学广为流行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文学通俗化潮流。

晚明社会的文化变迁和科学发展

(一) 晚明社会千疮百孔,显露出中国封建社会“波颓风靡”,“病革临绝”,趋于没落的一派衰败景象。“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乱无疑。”政治危机四伏,朋党攻讦,朝野纷争,“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各派政治力量通过不同的渠道,运用不同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晚明封建文化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形态日趋僵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社会怀疑、批判的对象,“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所其从来。”冲破程朱道学的思想禁锢不仅是一种走出中世纪的社会要求,而且已变成一种社会行动。晚明社会在“僭分违常”、“风教不施”的哀叹中孕育着新的思想和观念,正如龚自珍所说:“俗土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