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藩宗室“青门社”与晚明诗坛的互动与融合

秦藩宗室在万历年间所结诗社是关中地区值得注意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青门社”作为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载体,彰显出秦藩宗室文化行为的精致性、地域性和示范性等特征。诗社成员与晚明诗坛的不同文学流派及社团的交游是积极互动的;诗社创作中强烈的宗唐主张是同晚明诗坛主动融合的结果;这一互动与融合的过程,是秦藩宗室在寻求身份认同与重建关中文学传统方面的有益尝试。

晚明山左公氏昆仲的诗学观及其创作取向

蒙阴公氏是明代山左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公氏家族的文化品格在道德操守、家学渊源与文学活动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以公鼐、公鼒昆仲为代表的家族诗人对晚明诗坛展开认真反思,但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公鼐以不朽自期,提倡雅正的文学创作,扩大师法对象,吹鼓齐风以期实现山左文学的复兴。公鼒提倡自由的书写态度,重视个人情感的表达,汲取佛教思想,执着于文学内在规律的探索。昆仲二人凭借鲜明的诗学主张和突出的创作成就,成为晚明山左诗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家族文学力量。

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

明中后期,诗坛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强大的优势横扫诗坛,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亦风靡一时,而在两大强势文化的夹击下,吴文化风雨飘摇。尽管未能引领诗坛主流,但处于弱势的吴文化仍与强势的齐、楚文化鼎足而三。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挥戈诗坛,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倾力编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吴文化与齐、楚文化共生的命运说明了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地因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改变。

明中后期诗坛与地域文化概观

明中后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相互争雄,而相对弱势的吴文化则始终与齐、楚文化并飚诗坛。吴中徐祯卿加盟于前七子复古阵营,却固守其吴文化属性;太仓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力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明中后期诗坛上此起彼伏的诗学纷争说明了地域文化之间永远处于碰撞冲突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

师古与师心:屠隆与晚明诗风的转变

万历年间,屠隆与王世贞结交,被纳入了"末五子"行列。在王世贞、汪道昆先后去世之后,屠隆成为诗坛公认的盟主。屠隆才情自恣,率意自适的诗作,与公安派所推崇的诗歌风格相契合,受到了公安派健将江盈科等的推崇。屠隆对七子派复古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诗歌理论上倡导自适其适、自得其得,反对字模句剿,主张诗歌以抒写性灵、神情为重,兴趣与古法不可偏废。屠隆凭借自己的文坛地位、诗歌理论以及诗歌创作,推动了晚明诗坛由师古向性灵诗风的转变。

屠隆前期诗歌创作

屠隆的诗歌创作,以万历十二年冬罢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主要收录在《由拳集》、《白榆集》中。诗人踌躇满志,侠气纵横,年少气盛,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以才气见长。从思想内容来看,写得比较精彩的是歌颂豪侠贤士,反映民生疾苦,描写女性生活情感的诗篇。

袁宏道诗学史意义的再检视

袁宏道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值得重新检视。他一般被看作"性灵文学"理论的代表,但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均可证明,其对晚明文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理论阐释,而是扭转了笼罩诗坛的复古风气。其论诗火力集中于揭露复古弊端,其诗歌写作则从诗歌本体观、审美观、语言观等方面对古典诗学基本原则构成挑战,试图打破古典主义诗学的藩篱。晚明时期,不少士人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依托,种种感性的矛盾冲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些冲突被带入诗歌,成为突破传统诗学规范、要求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动力。尽管这种变化没有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完全实现,但袁宏道给中国诗学带来的另一种可能性却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