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尼尔晚期戏剧中酒的功能

酒在尤金.奥尼尔的晚期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剧中酒已经不纯粹是具有迷醉功能的一种饮料,而是演变成了奥尼尔表现人类个体灵魂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酒成了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符号,上面依附了奥尼尔对二战后人类生存处境的洞察。

论《驱魔》对奥尼尔晚期戏剧的影响

《驱魔》是奥尼尔在1919年创作的一部独幕短剧,1920年起失传,2011年此剧的一个复印本被偶然发现。剧中表现的父子冲突、婚姻纠葛、底层友谊以及对死亡意象等的艺术书写,对奥尼尔晚期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驱魔》与奥尼尔晚期戏剧的关联作互文性解读,可以深化读者对它们的理解。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易卜生是现代戏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晚期戏剧进入当代才开始大放异彩,但鲜少有学者整体把握这其中的象征手法。因此,对易卜生晚期戏剧进行整体的分析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对易卜生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的整体把握,能够凸显其象征的独特性及其晚期戏剧重要的艺术价值。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生态智慧

易卜生晚期戏剧凝聚了极为深邃的生态智慧和非常深远的人学关怀。从哲学、宗教的视角来看,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1)人的精神生态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密切相关,三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2)宇宙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可能是位格性的上帝,也可能是无所不在、潜隐不现的宇宙秩序,暗中规约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并由此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极;(3)在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中,人固然可以不断扩展自我,但必须依循天道,任何通过牺牲自然、压制或损害他人而得来的成就都是虚幻不实的,是迟早会被"取消"的;(4)诗歌、哲学和宗教将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范畴和新的生命力;人类对此需要有所领悟,并形成一种生态神学世界观,才可能为自己赢获一个乐观的未来。

张爱玲晚期戏剧艺术论

张爱玲1955年赴美之后的电影文学剧本写作拓展了其既有的创作格局,成为其文学版图上的重大补充。张爱玲的剧作虽与其小说叙事在主题、视角等方面高度一致,但在"人的文学"基点上,这些剧作突破了张爱玲既有的为人与为文限度。在这些剧作中,张爱玲通过对"小奸小坏"的众生相的叙描,对小人物和弱者们的小奸小坏和小小的得意施以同情的理解,激赏于小人物们在艰难时世里的正直不苟,发掘着人性深处的光芒,而有关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的异化"及原始生命力的毁灭等主题丰富了张爱玲的创作视野。这些剧作最大限度还原了张爱玲晚期文学的真实面相。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的独特性探究

易卜生是现代戏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晚期戏剧进入当代才开始大放异彩。本文运用整体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概括等方法,以易卜生晚期剧作为立足点,介绍易卜生在晚期艺术创作转变的背景、概括其晚期戏剧的分类情况、探讨其独特的象征艺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影响研究理论,归纳易卜生象征手法对后世的影响。通过对易卜生晚期戏剧作品中的象征性手法进行整体方面的掌握,进一步使其象征手法具有的独特性以及戏剧的艺术性得以体现。

伦理困境与易卜生晚期戏剧的经典性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伦理困境,一方面使这些剧作实现了戏剧性与诗性的融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因为其中深蕴的伦理思想,使之具有相对普遍的伦理价值。此外,伦理困境还为促成这些作品的深奥性、多极性、多解性提供了条件。总之,对伦理困境的深入探索与精妙处理,使易卜生晚期戏剧兼具很高的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和启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易卜生晚期戏剧的经典性。

易卜生戏剧结尾中的自我指涉与诗性智慧——以《野鸭》为例

《野鸭》(1884)是易卜生晚期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在易卜生剧作生涯中有着重要地位,可视作他象征主义戏剧的开端。在创作生涯晚期,易卜生的代表作品有《海上夫人》(1888)、《建筑师》(1892)、《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这个时期,他针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批判渐少,开始将笔触更多放在人物内心活动与心理转变。易卜生在1882年冬天开始构思《野鸭》,但直到1884年8月20日,才开始正式创作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