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表演视域下的贝多芬晚期风格若干面向——以《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1)为例

晚期风格是贝多芬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其中“结构的重建”“技法的重拾”“乐思的重塑”等具体手法折射出贝多芬晚期风格的若干面向。“音乐表演”有其自身的视域属性,故可以站在其独特立场观察作曲家、作品、表演者和聆听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并借助手稿、乐谱、录音、乐器等介质与现有研究成果形成共振效应,以此揭示贝多芬晚期风格的艺术价值。

流亡中的形式实验与生命之思——论米兰·昆德拉后期作品的“晚期风格”

自捷克流亡到法国后,米兰·昆德拉创作的小说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法国时期创作的小说较捷克时期更加晦涩难懂,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这种变化体现了爱德华·W.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导致昆德拉作品发生改变的原因不仅是他生存国度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生命后期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使他思考的命题开始向内转。从昆德拉的作品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其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上。一方面,昆德拉采用了作者介入和关键词写作的形式实验,用小说形式的创新引领现代派小说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开始探讨遗忘和回归的生命主题,用书写对抗原本不可抗拒的遗忘,用永恒的流亡拒绝回归,将自己彻底地放逐在了小说艺术的道路上。

晚期风格中的保守与回望——理查·施特劳斯《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研究

理查·施特劳斯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德奥作曲家之一,曾以歌剧和标题交响诗的创作突破性地引领了浪漫主义晚期的艺术潮流。然而,他的晚期创作不仅在作品体裁上转向对更多类型器乐曲的尝试,还在风格上呈现出对18世纪古典音乐传统的回望。《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理查·施特劳斯晚期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双簧管协奏曲作品,充分体现了其晚期风格特征,如室内化的配器倾向、保守的曲式与调性设计、纯器乐的乐思设计与发展逻辑等,展现了作曲家暮年阶段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理念。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爱与真的启示

张爱玲晚期作品风格反映了其在文学创作的深刻探索,体现在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对语言的精练运用及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挖掘上。晚期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个体内心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同时展现了文学在个人经验与社会批判中的多重功能。在语言上,她追求简练而富含深意,通过非线性叙事和意识流技巧,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文学的表现手法增添了新的维度。

放逐、死亡与回归:纳博科夫小说的“晚期风格”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晚期作品在他的整体创作生涯中呈现出明显的背离趋势。这种创作风格上的转变,基于爱德华·萨义德对“晚期风格”概念的阐述,是晚期的纳博科夫有意不走和弦、脱离时代艺术审美规范的必然结果。其晚期创作风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激进的游戏创作姿态和对性的反常关注背离成熟中期的美学范式,呈现出一种“晚期风格”的自我放逐特征;二是沉浸在死亡主题的书写中,透露出晚期的纳博科夫不愿向死亡妥协、试图在文本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的生命态度;三是以回首创作生涯的方式向过去的复归,并借由庞大的互文体系在虚构的文本世界中获得重新开端的能力。

“内在生命”的歌哭:论昌耀诗歌的晚期风格

在生命的晚期阶段,昌耀敏锐地感受到“内在生命”——一个在生与死界限之间的纯粹赤裸生命,并创造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歌哭。昌耀晚期的歌哭写作,近乎突破语言的意义边界,在声音的层面进行诗学创造,为现代汉语注入了因承受苦难而生的悲悯语调,令语言成为了雕刻和铭记生命的碑石,为生命的苦难提供了语言的救赎。从歌哭的写作机制、音调特征、诗学意义等角度,可以深入分析昌耀诗歌的晚期风格,不仅能解开昌耀晚期写作的语言和形式谜题,深度探讨其创作得失,且能为现代汉语诗歌建立标杆和尺度提供有益的参照。

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晚期风格”——萨义德对身体状况和美学风格关系的思考

"晚期风格"是萨义德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更是理解他晚期思想的关键。萨义德明确界定了"晚期风格",并通过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和艺术名家等三种话语策略证明了"晚期风格"的自我放逐特征。他将"晚期风格"作为一种向死而生的美学类型,认为它是艺术家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对日益临近的死亡的思考、体验和审美超越。

“晚期风格”的文学——论张洁新世纪以来的创作

在张洁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创作是为自身的精神生命而存在的,破坏与和解是相对的,反思、怀疑、追问与坦然、平静、淡然是同步的,艺术规则的综合运用与无技巧的随心所欲融为一炉,在艺术上也更通透、洗练,有一种老年智慧的宁静,体现出一种综合与反叛规范的创造性。张洁是一个有幸创造了阿多诺所说的"晚期风格"的作家。

论萨义德“晚期风格”的概念内涵与本质特征

"风格"是艺术批评的重要概念,但它在走向成熟和普及的理论的旅途中变得僵化、凝固,与当代艺术实践和后现代艺术理论渐行渐远。美国文艺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晚期风格"概念以艺术家和时代的"晚期"为研究重心,从而为风格理论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因此,廓清"晚期风格"的概念内涵和实践意义,不仅对阐释萨义德晚期思想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而且对国内外艺术批评实践有重要意义。

论里尔克诗歌的“晚期风格”——以《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为例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以《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为代表的晚期诗歌尚未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针对这一状况,本文试图结合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概念来探究里尔克晚期诗歌中的"否定性"特征,并揭示里尔克晚期诗作所传达的要旨:死亡主题的凸显,对西方传统真实观的反叛以及对艺术真实性的肯定。同时,论文也尝试为人们对"晚期风格"这一批评概念的深入分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个案。

贝多芬晚期风格探析——以弦乐四重奏op. 131为个案研究

贝多芬创作于晚期的五首弦乐四重奏是室内乐的典范之作,其中尤以《c~#小调弦乐四重奏》特点突出,七乐章的结构布局、两次运用赋格曲式。作为贝多芬晚期作品的经典,《c~#小调弦乐四重奏》鲜明地体现了贝多芬晚期风格中内省性、精约化和碎片化特征。

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小团圆》体现出了张爱玲的晚期风格,"还钱"行为与身体叙事构成了互文性,"隔离"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姿态,"痛苦之浴"的人兽转化书写彰显深刻的讽刺艺术。《小团圆》采用了现代主义手法,散漫的叙述与成熟的张力无缝对接,对立、矛盾、冲突与分裂的力量造就了悲剧。

“晚期风格”理论的三副面孔——一个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术语的流变

在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晚期风格”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审美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提出了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范式。比较而言,受萨义德《晚期风格》一书的影响,汉语批评界对阿恩海姆和阿多诺的“晚期风格”理论普遍重视不够。事实上,从阿恩海姆、阿多诺到萨义德,作为20世纪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术语,“晚期风格”分别呈现出审美心理学、否定辩证法和后殖民身份政治三副截然不同的理论面孔。厘清“晚期风格”理论的三副面孔对于深入理解和阐释音乐、文学、歌剧、电影等不同形态的文艺现象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晚期风格”与“渐入佳境”——媒介与新世纪以来宁夏的诗歌生产

进入新世纪,出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大多数宁夏诗人经历了青春写作和艰苦求索而逐渐成熟,步入人到中年之后的通透与沧桑、自我放逐与精神回归,这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阿多诺和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因而显得自由、沉静、内敛。他们将个人经验与时代症候结合起来,扎根于本土,尤其凭借西北边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精神特征去思考人对生命和世界的感受与认识,表现出稳健成熟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格调,使宁夏诗歌写作"渐入佳境"。而在此过程中,以文学期刊、网络等为主的文学生产和传播体系在新世纪宁夏诗歌的建构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宁夏诗歌的生产和传播体系的梳理和考察,可以明确这十多年宁夏诗歌之所以取得较为明显的创作成绩的主要原因,突出文学生产诸环节中媒介的价值和意义。

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的互文性叙事与晚期风格

大江健三郎晚年小说代表作《别了,我的书!》通过对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和椿繁晚年冒险经历的描绘,全面展现了大江对美国“9·11”事件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暴力的批判。本文在对小说叙事特征、人物塑造和主题诉求进行考察之后认为,大江创造性地运用互文性叙事强调文本间交流互动的功能,采用私小说、元小说等多种小说技法,引入诗歌、访谈等多种体裁,使小说呈现出无限的开放性。小说的互文性叙事指涉了文本外的时代语境,批判了美国和日本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实现了小说形式与主题诉求的完美契合。在此意义上,《别了,我的书!》的互文性叙事具有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与反叛规范的创造性,既是作家人生经历的回响,又是其人格个性、精神诉求的集中表现,充分体现了大江的晚期风格。

以“晚期风格”叩寻威尔第暮年之作——论连续性歌剧《奥赛罗》

威尔第于1871年完成《阿依达》之后,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沉默年代,意大利歌剧所面临的危机、政治热情的消退、死亡意识的滋长都成为了威尔第搁笔十载的原因。当威尔第于1881年重温旧业,再次提笔创作歌剧时,他已跨过了一道"无形的分野",获得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创作风格,这种在晚年形成的新风格可称为"晚期风格"。文章将以《奥赛罗》为例,重点分析威尔第在这部晚期歌剧中如何处理重要的分曲,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间的矛盾、结合新旧风格之精华,从而创作出不同于瓦格纳乐剧的意大利连续性歌剧。

《小团圆》与张爱玲晚期风格的转变

与张爱玲的早期作品不同,《小团圆》在叙事上所表现出的"杂乱无章"、"结构松散",其实是张爱玲有意识坚持的一种"反时间"、"反因果"和"反情节"的"反传统"叙事。从小说叙事的技术层面上看,《小团圆》出现了两个叙事者,体现了张爱玲"穿插藏闪"和"平淡而近自然"的晚期风格变化。

晚期风格:永不和解的另类美感

音乐被认为是与时间相关的艺术,它转瞬即逝,通过意象承载了对死亡之思的追问。在萨义德对格伦·古尔德等艺术名家及其艺术作品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音乐、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不合时宜的、在时间概念之外的晚期风格。它表达了抗争、疏离和隔绝,将艺术与文学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探索从意象的表达延伸至本体论层面的反思。

从“中年写作”走向“晚期风格”——论欧阳江河诗歌中的“衰老”书写

从1989年开始,欧阳江河的诗歌创作自觉地进入"衰老"书写中。这里的"衰老"不仅指诗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变化,还涉及了诗人对诗歌及时代的认识。"衰老"书写是一种诗学观念,指诗人不同于1989年以前的青春期的写作状态,即越来越进入到一种毫不妥协的个人化写作中,而这个过程经历了从"中年写作"到"晚期风格"的强化。在"衰老"书写的诗学观念下,诗人采用了非常理性化的个人时间观来处理"衰老"意象在诗歌中的呈现,使"衰老"的发生具有短暂性和反复性,以此体现文本内部的张力,也更加符合"衰老"书写看待事情的眼光。而这种对"衰老"的细节处理最终促使了诗歌情绪色彩的形成,这种情绪色彩也伴随着诗人风格的强化,经历了从哀悼到紧张的转变,并最终使诗人越来越接近于他想要达到的"晚期风格"。

待得团圆是几时?——张爱玲,晚期风格与世界文学

学界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因《小团圆》延搁多年的出版状况,变得悬而未决。2009年中文版本的《小团圆》面世后,"张迷"以及张爱玲研究者在震惊之下产生尖锐分歧。如今,《小团圆》的英译本也于2018年出版。对张爱玲全部作品的解读,目前被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张爱玲的创作生命短暂、璀璨如流星,起步于1940年代,也很快终结于此;另一类认为《小团圆》是其漫长、复杂而多面的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本文将集中讨论这部小说被压制的原因,以及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和品质。如某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晚期风格"的思考,是否可以在此提供洞见?我们又该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阅读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