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入晚清政治史研究之堂奥——评刘青峰《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向来重视历代治乱兴衰与政治得失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政治史无疑是史学的主干。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由于深受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所谓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强劲崛起,政治史便有日渐式微之势。有学者深感政治史“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甚至有政治史“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乃至“消失”的忧虑,因而呼吁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并想方设法要使政治史研究“真正得到复兴”。(1)毋庸讳言,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种种以事件史为中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确实已经进入“学术高原”,(2)有着自身难以突破的瓶颈。

晚清时期两淮盐业引岸专商制变迁探析

两淮盐区是指淮河南北两岸的盐产区,如民国文化名人吴雨苍所云:“滨海七省皆产盐,而江苏处其中,淮水自桐柏山来贯之,其北由清江浦,其南有江都。盐于是分萃乎此。”[1]两淮盐区所产盐斤几乎占晚清盐产量的一半,销售覆盖6个省份,“两淮盐区统辖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等省”[1],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两淮盐业制度受到太平天国盐制及战争的影响,发生了深刻变化。

晚清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

晚清时期,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对机器制茶的接受程度也由低到高。19世纪80年代后期,华茶贸易危机初现,国人开始了对机器制茶的探讨,此时国人对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认识尚浅,意见存在分歧。19世纪末,报刊媒体的介绍使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机器制茶的倡导成为中国茶业改良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和商人开始了机器制茶的尝试,但不少人仍对机器制茶存有疑虑。20世纪初的清朝新政时期,对国外的考察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机器制茶被视为振兴茶业、挽回利权的必要手段。虽然出于种种原因,晚清机器制茶的实践十分有限,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过程反映了其对待新的外来科技积极开放与谨慎理性的双重态度,为中国茶业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晚清民国常武地区针灸医家挖掘和整理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常武地区,以费、马、巢、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在中医的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大医家均是以内外科而闻名于世。在同时期,常武地区同样走出了很多著名的针灸医家。文章通过整理和发掘,回溯常武地区走出的针灸医家的故事,研究其对针灸发展的主要贡献,丰富常武地区针灸学术史。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红学的晚清形态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刘锦棠与金顺关系考述——晚清新疆官员关系个案探析

抚、军关系一直是晚清新疆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任巡抚刘锦棠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演变多有其特殊性。刘锦棠与金顺相识于金积堡战役,此后在稳定新疆北部局势中有着多次密切合作。两人的分歧起源于乌垣城敌粮分配不均,且未能化解,经过大河沿防务与伊犁善后分歧之争,两者关系破裂。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向清廷揭露金顺在伊犁营勇哗变及大西沟匪患问题上的谎报、瞒报行为,致使金顺被迫离任。两者关系的逐步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新疆政治局势的变化是导致刘锦棠与金顺关系逐步恶化的关键,清廷在处理双方分歧时的不当措施、西北官场局势及人物性格影响了两者关系走向。

向上的流动:晚清民国特殊发行群体“报童”的生存史脉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特殊的发行群体,报童应时而生又应景而退,在社会帮扶、党校培养和自身向上的促动下,完成从出身难童的生存堪忧到邮发合一下的功成身退。在代际演化的过程中,报童们又完成了从生活的竞走者到社会的嘉惠者、从职业的隐匿者到报刊的发行者、从战争的卷入者到革命的帮扶者的向上社会流动,而支撑其向上流动发生的则要归于报童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群体精神的形成。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晚清财政与国际接轨的路径和范式

我在二十多年前首次提出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或财政的“近代化”以后,陆续有多篇文章探讨相关问题(1)。这些探讨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2000年前后,主要是提出问题和建构框架;二是在近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前后,主要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揭示。近十年来,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可以参考。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传统社会内在变化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革命伏笔:晚清铁路筹资中商民的税负分担

晚清时期铁路筹资是决定铁路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通过多种途径筹资,其中通过征收铁路捐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是为铁路建设增加融资的一种重要渠道。对于商民而言,“税外加税”成为常态,同时这也给商民增加了沉重的税负。在巨大的税负分配之下,在清政府实施干路国有政策之中,商民抗粮抗捐,官逼民反,引发了官民之间的革命性冲突,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晚清民国报刊《阿房宫赋》拟作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效仿西方办设报刊,文学创作纷纷依托报刊发表,传统辞赋等旧体文学也时有见刊,但原创性作品极少,大多是对经典赋篇的模拟和戏仿。其中以杜牧《阿房宫赋》的拟作最具代表性。虽然这些拟作在艺术体式上未取得突破和创新,但其关注世界历史变迁,书写现代题旨,阐发新的价值理念,批判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拓宽了传统辞赋的阐释空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值得学界认真梳读汲取。

晚清民国报刊《滕王阁序》拟作考论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效仿西法兴办报刊,不但刊发时评政论、世界大事、商业广告,也刊载文人创作的旧体文学。骈文也有不少篇目见刊,但大都不是原创,而是对经典篇目的模拟和戏仿。其中仿王勃《滕王阁序》的拟作最具代表性,虽然这些拟作在艺术上未有突破和创新,但其书写新的时代,关注新的题旨,批判不良现象,对传统旧体文学的表达空间有所拓展,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