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下的日本想象——甲午前晚清士人的日本游记研究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在西化的途上蒸蒸日上,并日益转变为清帝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与强悍的他者,然而,甲午前的晚清士人仍以文化大国的姿态俯视日本,以这样的观照视角所构成的日本想象自然遮蔽了真实而深刻的日本现状,晚清游记中的日本书写由此成为混杂了文化自大、历史缅怀以及虚弱而不平衡等复杂心绪的文化混合物,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关于历史追忆与现实接纳之间发生断裂的时代叙事。

晚清士人商战观念的兴起

晚清士人商战观念的兴起主要是近世中国内部重商思想的发展和近代西方重商主义的冲击内外二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为晚清士人接受西方近代的经济观念起到了桥梁与中介作用 ,而后者则使已走近传统边缘的中国重商思想最终得以突破传统 ,走向了近代。

如何书写阅读史——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阅读史研究与书籍史研究既有密切联系,又各有侧重。潘光哲所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作为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学界的正式兴起。著者取径阅读史的角度,意欲对西学东渐的历史复杂样态做出恰当的描绘,体现了思想史的研究关怀。为了便于说明,著者造拟“知识仓库”的譬喻,为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动态框架。不过,就全书的研究旨趣而言,这一框架并非是作为阅读史书写的一般模式而存在,而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展开思考的简明有效的逻辑工具。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的自我批判

一拙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最初问世于2014年9月;翌年7月,再刷面世;2016年春,再刷本又告售罄;惟自知谬误甚众,惭愧至极,遂乃不再印制,庶免始终贻笑大方。然而,至今为止,分别得到美国王晴佳教授、韩国仁荷大学车泰根教授与日本学习院大学小野泰教教授发表英、韩、日文书评。

晚清士人复杂的人格特性——以叶名琛为例

叶名琛作为中国旧式传统教育体制中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他在广州的一言一行既是上层阶级权力对外实施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该时期士人群体某些治国理念的诠释。以他在广州十几年间任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外交态度的研究为切入点,来窥探晚清士人这个特殊群体此时所具有的"爱国与愚昧、自信与虚骄、强硬与懵懂、镇静与自欺"相并存的复杂人格特性。熟悉和了解该时期士人阶层这些共有的价值映像,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政府一系列的内外政策。

劝廉篇(上):劝士人官吏——晚清玉林“第一廉士”苏宗经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文多劝善无红紫",苏宗经的诗文皆是知人论世的"劝廉篇"。在家教导玉林"江岸苏"的子孙,他强调"孙曾应识思无邪",力求以"道德心性之学"扎下清廉根基。出任教职,他提出"循俗安能算读书"的质问,从精选书籍、重建士人标准和力主"内圣"等多方面,劝诫晚清广西士人开辟读书新径。学优则仕,广西读书人为官从政后,苏宗经又提醒他们:一要祛虚名,拒礼赠,防贪欲,自觉养就"功名富贵甘在后"的"廉吏"风范;二要慎"催科",坚守住一个清廉"循吏"的最低本分。

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

“二十世纪”在晚清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全新视角之一。“二十世纪”一词不仅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种度量时间的新单位,而且也由此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纪”交替的时间感,凸显出了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之间的思想徘徊。

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

在晚清思想界中,“二十世纪”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全新视角之一。本文在考察“世纪”这个新时间单位输入晚清思想界的知识历程的基础上,探讨晚清士人理解二十世纪的知识资源,进一步考察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与“十九世纪史”之间的思想关联。晚清士人与“二十世纪”的相遇,并非一种自然时间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思想碰撞。当身处逼仄时局中的晚清士人借之以阐明一种已然到来的新时代时,它便在悄无声息中勾连起了中国与西方。它让一个原本没有“世纪”概念的国度,一下子装下了“二十世纪”这样一个新的时间意识,促使身处其间的士人去思考“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未来命运。

本土知识与晚清士人对西方外交概念的受容

在近代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应遵循怎样一种模式,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外交体制或者世界秩序,已成学界的共识。两种体制或秩序碰撞的结果,是中国被迫“加入国际社会”,或者说中国外交开始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

徐继畬与晚清东南士人学术取向

鸦片战争前后,徐继畬在福建任地方官多年,福建沿海这一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流的前沿地带,为《瀛寰志略》的著成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对于这部爱国主义先驱名著在近代文化史上的价值,我们应该有新的认识:一是为一向暗昧无知的国人展现了一幅比较正确而完整的世界图画;二是对西方列强既富强又富于侵略性的特点有敏锐的认识,并高度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在徐继畬及林则徐、王韬、严复等晚清东南士人为代表的进步人物身上,体现出学术的革新取向,开放意识为其基本的特征,在全国起到了开创风气的作用。

论《孽海花》中晚清士人的思想困境及觉醒

晚清士人的觉醒意识与封建传统思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孽海花》以金雯青为切入点,由点及面深刻揭示了晚清士人普遍存在的思想困境。进而通过异域"他者"的引入,展现了西方社会与思想文化对晚清士人的巨大影响。在晚清社会的转折时期,士人阶层仍能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自身的不断反省与革新中,走上觉醒与反抗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坚力量。

晚清人看日本艺术

通过对晚清士人关于日本服饰与绘画、日本音乐与舞蹈、日本剧目与演出的记载及归纳,可将中国戏曲以及相应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对晚清人看日本艺术的回顾,也是对中国的日本艺术史论专家和日本戏剧研究专家的一份期待和呼唤。中国人也应像日本人严谨地研究中国那样,分门别类地去深刻细致地认识日本、研究日本。

苏氏“养廉法”——晚清玉林“第一廉士”苏宗经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养廉"方面,苏宗经首重"养胆"。先是"最宜苦处能尝胆",养成一份敢言贫穷的胆量之后,"见义尤应奋",士人还须具有自觉的胆略,敢于任事,实现"廉吏何尝不可为"的抱负!其次,苏宗经倡导士人要管好自身的口、腹,"清贫本是素餐人",做到不为物役。最后,苏氏"养廉法"的逻辑就在于,处理好了"三池"(胆、口、腹),一个人才能解放自身,确保"一点丹心正不偏",为民众做实事;并在家有"三声"(书声、织声和孩儿声)和"三乐"(生为男子、当太平世和家无病人)的状态下,做到知足常乐。

明清间汉文西书在晚清的复活

明清间刊行的汉文西书在晚清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重刊、收录和征引的形式实现了复活,是晚清士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之一。宗教类的书籍促进了天主教在华的复兴。

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

吴以义的《海客述奇》,通过清末几位出洋人士在维多利亚英国的见闻,对19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个性质不同的大帝国,及其承传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西方科技昌明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而“两个完全独立的文化在这种无公度的领域里的沟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充分肯定作者的立意、选材和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对书中的个别观点提出商榷并指出少量史实方面的舛误。

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疏离与接近: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唐浩明小说的叙事立场

唐浩明小说基于精英化的叙事立场,对于大众叙事自觉地疏离却又不自觉地接近,试图在“载道”与“消费”的两难之间找寻平衡,而随之而来的“热销”与“误读”的背后,体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身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尴尬情境。尽管唐浩明多次强调他的历史小说书写的是传统文化浸润下的晚清士人,写他们在历史变迁之际的“冲突与苦难”“迷茫与探求”。

镜花水月影过留痕——从镜像理论看《花月痕》

《花月痕》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两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书生韦痴珠与妓女刘秋痕同病相怜,双双凄凉而死;另一对主人公韩荷生与杜采秋则终成眷属,同享荣华富贵。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的性格气质,还是其人生遭遇,都充满了多重的对照关系。文章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之进行阐释,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晚清文人士子的末世心态。

“写宋人词意”:晚清民国词意图蔚兴的历史情境与内在理路

晚清民国词意图蔚兴,形成了“写宋人词意”风尚。深入到晚清士人的文化风习和审美趣味来看,这一时期的好作宋词词意图现象,映射出晚清以来崇尚宋型文化的历史情境,且带有社会忧患意识。晚清民国词意图的“文人”特征凸显,表现出明显的“书卷气”;作者截宋词佳句以写其意,构思着笔,不落俗套,具有“小品”特质。词意图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本质是根基于两种艺术门类内在的“词画一律”,而“秀”这一范畴则是宋词与词意图的本质共通点,并具有清气、婉、生动三层外延。通过对晚清民国词意图“写宋人词意”历史情境的考察,可以观察文化心理在艺术品类中的规律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