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与1887—1888年拯救华茶贸易调查行动

1887—1888年,晚清海关组织开展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调查行动,从国内外市场竞争格局入手,剖析当时华茶出口下滑的原因,提出改进茶叶品质和提升茶业经营管理等建议。然而,受制于种种因素,海关未能深刻地认识到十九世纪晚期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和茶叶国际生产贸易格局之变迁,其提出的改良措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触及国内茶产业经营管理和相关税收制度之积弊,再加上晚清政府改良措施无法有效落实,未能挽回从晚清延续到民国之华茶出口衰败的命运。

拨与解:晚清海关的解款困局及其应对

海关税款的指拨与上解,是清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海关之间进行税款调拨使用的一项基本制度。清季中央通过分成提拨、常例指拨、整款划拨、临时派款、偿款摊派等方式,实现对海关财政资源的汲取。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汲取政策,导致海关税款的入不敷出,海关只得施展腾挪之术,如常税济补、觅商垫借、挪新掩旧等以解眉急,甚至采取留抵、减解、免解、题留、截留、短欠乃至拖延不解等消极方式,应对中央的指拨。在拨、解矛盾激化——消解的循环往复中,中央统筹调配地方财政资源的能力随之削弱。

晚清海关促进洋员汉语学习的政策措施研究

文章对近代中国的晚清海关促进汉语学习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在赫德、安格联两任总税务司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海关洋员汉语学习取得了明显成效。赫德率先把推进洋员汉语学习作为战略决策,以强制方式在海关推行汉语学习,安格联则较好延续了赫德的做法。海关洋员汉语学习与考试聘用、选拔晋升、奖金津贴、教育培训、考绩报告等政策制度紧密结合,使汉语学习成为强制性或体制性的需求,具有组织化、制度化的明显特点,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有着现实启示意义。

行动者网络视野下晚清海关疫情资讯的传播与应用——以《海关医报》《北华捷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疾病资讯的传播可分为即时性的疫情通报网络与非即时性的知识性网络,前者以官方通令、报纸、商人群体为主,主要着重于与大众相关疫情资讯的快速且广泛传播;后者则以《海关医报》和医学期刊为主,着重于对医疗专业知识的传递。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异质网络由众多的人与非人共同参与创造与维持。中介者在参与行动与联结的过程中,可能因同时处于不同网络之中,而使网络间相互影响产生变动、位移,异质网络间通过此种互动将资讯转译为其所能使用的资讯进而扩大使用。研究借由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索疫情资讯如何通过众多中介者们将资讯进行转化、传达,得以为官方与民间所运用。

晚清海关大巡船的沿海灯塔防卫职能研究

晚清海关开启了中国沿海灯塔的现代化建设。海关大巡船作为海关最主要的海上武装力量,承担了沿海灯塔的巡检和防卫任务,身兼了现代灯塔航标补给船和海军舰艇的部分职能。在此期间,总税务司赫德通过对大巡船队的统一和直接管理,有力地维系了管理灯塔的船钞部和负责灯塔供应的各口岸税务司的合作,并保障大巡船在平时和战时都能正常执行灯塔防卫任务,进而有效的保护贸易航道安全,间接促进沿海贸易繁荣和海关税收的增长。

晚清海关华员与洋员的对比分析——以人事管理制度为例

晚清时期的海关引进了西方各种管理规章制度,进而获得高效、廉洁等好评。但它毕竟是西方列强侵略下的产物,以人事管理制度为例,华洋分班的举措使得海关内部华员与洋员享受差别待遇。华人在中国政府内部却被洋人压制,这无疑彰显了晚清时期海关的两面性,即先进性与侵略性。

晚清海关洋员司法保护初探

根据现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国政府雇员应当拥有自己的法律身份和司法保护,但晚清时期的海关洋员其法律身份和司法保护又遭到领事裁判权的制约影响。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不平等条约,赋予海关洋员以中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法律身份,并采取司法保护,取得一定积极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他却放弃中国政府主权,以求认真执行不平等条约,最大程度地保护英国在华利益。

祛疾除疫到根治恶习:晚清海关医官历史书写的多重镜像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反映,晚清海关医官的历史书写亦是如此。既往研究中,受西方文明史观影响,海关医官营造出现代卫生文明使者的虚像,同时烙印着革命史独具的侵略者实像。新史料的涌现以及学界对海关史研究的深掘,促使海关医官人物以更加真实而鲜活的面相浮现于海关史叙事之中,继而形成近代海关雇员与执业医师兼具的双重镜像。借助海关医官这一海关史人物的历史视角,有助于审视近代海关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成及其衍变轨迹,期冀明晰海关史料背后所蕴涵的历史规律性认知。

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

海关洋税被视为经制外的新增税项,晚清政府开始有意将其纳入经制管理的轨道,但未能实行。在财权下移的背景下,洋税的"尽收尽解"使关税收支确数成为一个"未知领域",中央不得其详。分成扣款促成外籍税务司全面介入中国关税的征收,在关权受损的同时,也使清廷得以"以税司之报告,核监督之账目",基本解决了关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按税课之盈绌,坐扣经费之多寡"的经费提取原则,在将海关经费纳入正式经费系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税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激励不兼容"状况。晚清政府的汲取政策,特别是清末的财政摊派,导致分成制的破坏。分成制的运作显示了晚清中央政府企图加强财政集权的努力。

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

晚清海关简介 中国古代海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海关,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三千年前的西周。秦汉以后,关卡增多,开始征收关税,海关制度逐步建立,但大都偏重于陆地关津。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在沿海城市和港口,陆续设立管理船舶进出的市舶司,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关的初步基础。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厦门。

晚清海关洋员抚恤制度述略——以《中国海关密档》为中心的考察

1859年后,洋人愈来愈多加入晚清海关,如病残或死亡则引发抚恤问题。1876年5月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规定海关职员若死亡,酬劳金可交给职员家属使用,确立死亡抚恤制度。抚恤包括抚恤申请、抚恤调查、抚恤实施及抚恤结束四个阶段。通过抚恤金支付安排措施,抚恤制度可使遗属维持生计、教育孩子,帮助他们实现独立谋生。

全球历史视野下晚清海关资料研究的新挑战与新途径

一、引言:基于海关资料的全球历史研究清朝咸丰时期的1853年,海关(又称洋关)成立,自1870年代以来,海关在清朝的洋务政策下扩大了各个领域的活动范围。从那时起,大约90年里,海关资料的数据不断被记录和出版。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贸易政策从长期的朝贡贸易政策转向海关管理的贸易和税收政策,这是清代海洋政策和海事管理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此外,这种海洋政策的变化,不仅在清朝,而且从东亚到东南亚,也带来了海上贸易和利用沿海贸易港口的海上管理的变化。

赫德的汉语推广与晚清洋员的汉语培训

英国籍总税务司赫德掌管晚清海关近50年,制定一系列条令与规范,严格要求所有外籍关员学习汉语。自学之外,始则有资深洋员脱产进修,随即在欧洲公开招考,每年集中约10名洋员脱产培训,带薪学习1至2年。洋员的汉语水平,直接关系其就业、晋职与加薪,"海关汉语教学"首次将汉语纳入"职业外语教学"与"职业外语考试"行列。晚清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历时长,人数多,力度大,覆盖面广,学生来源广泛,功利性强,成效也较大。

赫德和晚清蚊子船订造中的佣金惯例

19世纪70年代,赫德主持购买的蚊子船是晚清政府第一次向西方造船厂直接订造军舰。赫德通过金登干了解到厂商支付代理人佣金的惯例和准确的价格情报,通过利用和违反相关惯例争取到了最低的购船价格,节省了宝贵的外汇。同时,这次订造活动也为晚清政府在舰船采购中防止经手官员接受佣金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赫德之赛会”的潮起与潮落

本文围绕世界博览会这一主题,客观分析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署承办世博会的有利条件,认真回顾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1870—1905年)海关承办博览会主要历程和得失,深入思考"赫德之赛会"落下帷幕的主要因素,明确提出晚清政府收回海关承办权的时间——1905年9月。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商品博览会中国参展情况及历史影响

学术界对1904年世博会中国参展效果总体评价是毁大于誉。本文通过对晚清政府历次参加世博会展品情况的初步统计,指出在该次展会上,中国参展情况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作者在梳理中国1904年世博会展前准备、展中表现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展品进行系统量化分析,阐明中国此次参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取得较好效果。同时,澄清了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勾勒出清末外贸版图,点出"辱华展品"的实质。

中国舟船船模与早期国际博览会考略(1873~1905)——以哈佛大学图书馆未刊旧海关资料为中心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展品之一,中国舟船船模与早期国际博览会渊源深厚。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未刊旧海关资料的统计,在1873年至1905年晚清海关承办参展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至少有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约559艘次中国舟船船模先后参展了8届国际博览会。这些船模规模大、数量多,类型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在展示中国传统造船技艺的同时,也为西方世界带来了中国社会基于自然经济、手工制作的传统东方文明形态。它们持续、成系列地出现在早期国际博览会,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国际博览会的展品主题分类、晚清海关展品征集模式密切相关。这些船模既是中国帆船参与早期国际博览会的重要物证,也为进一步研究流散海外的中国舟船船模带来更多的课题。

《中国近代关税收入与分配统计》校勘记

晚清海关的奏销统计数据20年前已由汤象龙先生完成,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数据被利用时错误迭出。笔者利用有关档案从财政年度和统计口径方面考察了汤先生数据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以浙海关为例,依据现存资料校勘了有关数据。浙海关统计数据存在的这些问题,目下经济史、社会史流行的大数据研究也当引起注意。

谈红印花原票

在中国邮票史上,红印花原票是"谜一样的邮品" --它原来的使命是作为晚清海关复出口派司制度完税凭证上的背胶印花,但自1896年9月18日在英国印竣并运交上海江海关之后,印量达100万枚的红印花原票却没有一枚当作印花使用过。它具有国名、面值和齿孔, 但它并非邮票,却荣踞清代珍邮"前四宝"之列。有确凿的海关档史资料证明红印花原票共印了100万枚,后来用作加盖暂作洋银邮票只加盖了近65万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