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央之国”的解体——从一则晚清诗歌翻译案例管窥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在翻译国外诗歌之时的文体选择、语言态度等,包含着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理解,并同样映射出他们对于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理解。经由一则晚清诗歌翻译的著名案例,可以看出,虽然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承认了西方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的优越性,但在晚清人心中,依旧存有强烈的文化"中央之国"梦想。是否承认中国中心地位的失去是因为面对一个"现代的"世界,而并非传统"中央之国"的暂时没落,可以作为管窥中国现代性发端的一个开口。

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碎片化:晚清诗歌翻译的一种持续倾向

"碎片化"起源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指本来完整统一的事物破碎成了许多片,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和过程。该词恰恰描述了晚清诗歌翻译的一种持续倾向。文章从"片"面的译诗动机着眼,探讨"碎片"背后的积极求真、求美之势,并带来了译诗的文化、审美转向。通过对晚清诗歌翻译"碎片化"呈现形态类型的分析,如拼贴、单行本、合集,研究了译诗文本形式的转变,探究了译诗在与传统碰撞中,虽被撞成"碎片",却仍可保持"碎"而不乱、"裂"而不断的生命力,透露出打破传统、建构新诗的强烈欲望。

晚清城市与诗人及其诗歌的交互运动——以北上广为例

晚清诗人所创诗歌既有时代特色,又沾染其自身气息,既有地域风情,又有共同之处。城市将诗人们进行汇集,并为诗人提供创作空间和创作素材;诗人在炮火下被勾连起来,诗人游走城市之中,既记录城市之事,又反映自身经历;而诗歌则对诗人和城市进行了塑造宣传,使诗人与城市能更好被世人所了解。城市、诗人和诗歌三者之间互通有无,关系密切。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晚清特殊时期的重要城市,诗人群体集聚其中,文学创作十分繁荣。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被忽视的晚清诗文拓荒者——论胡先骕之诗文评

上个世纪20年代,胡先骕在《学衡》发表多篇关于清代诗词集的评论。他独具慧眼,对赵熙、阮大铖、刘光第等人的研究,皆有开山奠基之功,后世研究多以此为基础,可谓是晚清诗歌研究的拓荒者。在这些文章中,胡先骕强调道德节制、中庸等思想,反对白话文运动,体现了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也正由于胡先骕的文化立场及其他复杂原因,导致其诗歌研究的开拓之功,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袁昶的仕隐困境与“玄又玄”诗歌风貌

在诗歌审美分化愈益明朗的背景下,袁昶首次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惊四筵"和"适独坐"的文学观念,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去实现"适独坐"的文学审美。"适独坐"在袁昶的诗中最起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乱世文人仕与隐的矛盾。袁昶一生徘徊于其中不能抉择,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营造"市隐"、"朝隐"、"吏隐"的境界,为自己安排一片休憩缓冲的家园。其二是仕隐的思想意蕴。袁昶的诗中山水与老庄并具,写景与玄理兼有,"玄又玄"是又一突出的特点。但是他的"玄又玄"不仅是老庄,而是老庄、理学、佛学甚至神仙思想兼而有之,又佐之考据学,从而呈现出驳杂深刻的状态。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论郑珍的诗学观及与元好问的比较

郑珍的诗学观是崇古尊经、修身力行、苦学专精、自得性情。他的诗歌便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结果。郑珍的诗学观与元好问同中有异,这对于解读他们各自的作品有重要的意义。

郑珍纪乱诗研究

郑珍的纪乱诗对晚清的衰世之乱、生民之苦与人生多艰有广泛的描写,蕴含了诗人自觉的“诗史”精神和“忧乐”情怀,整体呈现出“愁苦酸涩”的风格。郑珍的纪乱诗创作不仅彰显了其诗品与人品的一致,也对后世纪乱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勉行维新志,极目海涛阔——俞明震其人其诗述评

文章联系俞明震的诗歌创作述评了其一生中"在台抗日"、"开明办校促成留学"和"庇护革命志士"三件最为出彩的事迹,并将其诗集《觚庵诗存》四卷分成三个阶段,分析其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变化,揭示其心路历程的艰难、痛苦和无奈。作为旧政权的维新新党和新时代的袖手人,俞明震的立身处世和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典型性,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