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及其对晚清革命的影响

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产物。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清末革命党与会党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会党一直作为一支活跃的重要的力量站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革命党与会党联合,通过会党发动农民群众,使革命取得一定胜利。尤其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中,会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它们的联合最终走向破裂,引人深思。

晚清革命派关于小说政治方向问题的理论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确实是存在着的。当时,对于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小说艺术性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小说的艺术性等一系列问题,革命派的看法同改良派相较,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有关小说政治方向问题上,这种差异不仅更为明显,而且正是这种差异,把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同改良派的小说理论从政治上区别了开来。然而,长时期来,在晚清小说史研究中,对当时革命派关于小说政治方向的理论,

晚清革命“英雌”陳擷芬報刊詩歌考論

1903年孟春,湖北留日女學生楚北英雌王蓮在東京《湖北學生界》月刊發文宣稱:“世世儒者,贊頌歷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敗論人,實我歷史之污點也。”(1)由此,與“英雄”相對應、打上鮮明的性别意識的“英雌”概念,正式浮出歷史地表。癸卯年後,隨著女權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興起,張揚女性國族意識和尚武精神的“英雌”一詞頗爲流行。

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

引言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创立于一八九四年，即清军被日本侵略军所打败的那一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庚子年（一九○○），东西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压制中国北方人民的反抗，联军打入北京，任意屠杀中国人民，并使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狼狈西奔。结果。

革命、改良与革命、晚清革命的起因

发生革命并推翻现有政权的条件有四：统治者或现政权的力量极为衰弱；社会广泛不满；否定现有体制的新思想产生并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社会阶层产生。改良和革命是社会变革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方式：改良有时会避免革命并推进社会变革，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如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革命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在晚清文学革命中,进化论思想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加强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为西方的新"道"取代陈旧的、不适时的封建之"道"提供理论支持,以"道"的更新为"文以载道"这一古老的文学观念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其次,通过强调"群体意识",引导文学创作走上重"群"的轨道,力图使文学也能像声光化电等各种"实学"一样"于世有用",从而为救亡图存这一中心任务服务。进化论思想对晚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加强,其利与弊均值得重视与研究。

迄今最系统而完整的断代史著——马春林新著《中国晚清文学革命史》

本文通过对《中国晚清文学革命史》一书的评介,突出了这一新著在近、现代文学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和续史意义,并通过对该书内容特点的论述,肯定了其在近代文化历史建构中的文化价值.

评议与晚清改革有关的小说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即走向没落.其后,经过1843年的英法联军事件,1850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860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895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庚子)的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镇压,清王朝的纸老虎原形已毕露无遗.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朝野有识之士都觉悟到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斩,但并没能阻挡得住存在于朝野有识之士中的改革潮流.特别是19ho年的“皮子事变”,促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也企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慈禧太后以“西狩’于西安的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咱播迁以来,皇太后宵肝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固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

从“杂歌谣”试验看晚清诗界革命的困境

晚年黄遵宪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参与了一场"杂歌谣"试验,创作了多首"杂歌谣"(包括发表于《新小说》的两组新作和一组旧作以及未经发表的多组新作),这些诗作不仅被梁启超评价为诗界革命的顶峰,黄遵宪本人也自视颇高。然而他在同时期最后编订其诗歌总集《人境庐诗草》的过程中却没有收录任何一组新创作的诗歌。个中细节我们无法准确还原,只能从黄遵宪的诸多理论阐释和思想陈述中猜想一二。但从这一略显矛盾的现象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杂歌谣"创作理念的生成及演变,理解黄遵宪的诗歌观念,认识以其为代表的晚清一代诗人在诗界革命中所进行的开拓和传统本身无法超越的困境。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与精神情怀

清末世纪之交,在读书人中间,分化出一批激进的革命者。他们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从帝国秩序里面游离出边缘的知识人,自立军起义失败、庚子赔款的刺激和学潮的出现,让他们从变法走向了革命,其二,这些边缘知识人抛弃了儒家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处的虚无主义、破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乌托邦与反满的族群意识结合,再加上唯意志论的催化,形成了视死如归的志士精神,从而掀起了20世纪第一波革命的狂澜。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从梁启超、周树人到胡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线索

从晚清时期的梁启超、周树人到民国初年的胡适,贯穿着一条隐而不彰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线索。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等,为文坛贡献了新的散文样式和小说品种,对诗歌、戏曲体式也进行了部分变革。周树人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试图通过"新生"文艺运动改变国人精神,由"立人"进而达成"立国"。胡适提出"文学革命",在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从形式入手进行白话诗词的创作实验,从而找准了文学变革的突破口,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三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年轻知识分子,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他们共同关注的"形式"与"精神",则成为新文学不可分割的表里,从宏观上决定了新文学近一个世纪的走向。

清末革命知识的制作与流动

孙中山的即时革命动员及反响,学界多关注孙中山在正式场合所发表的具有思想性和系统性的革命言词,而对孙中山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的即兴式讲话,个别私下的感性交谈与即时式动员情景等多有忽视。而从这一层面可以使我们感知作为革命领袖的孙氏在各种不同的时空情景下是如何利用革命手腕来争取支持者与追随者的;通过后者的回忆既可以见到孙氏即时革命动员的随机性与灵活性,又可以见到即时革命动员的限度,从而丰富我们对晚清革命动员情景的感性认知。

发式的政治史——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

"剃发令"是明清易代之际伴随满洲政权南下攻取明朝地方所实行的一项重要归化措施。随着全国性的清朝统治政权的建立,剃发易服变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辫发和满洲服饰成为清代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身体标志。学界一般都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对清朝建立政治权威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我们发现"剃发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性法令,在不同时期,清朝宫廷中曾经以模仿和穿戴明人"衣冠"为时尚,因此在宫廷画师的写实性描绘中留下了大量身穿明代服饰的人物图像。根据此一现象的提示,我们发现大量明末野史中渲染的"剃发易服""扬州十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历史叙事,都带有政治动员的色彩,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本文利用公、私档案、中外图像资料,考证了"剃发令"实施的过程,以及此一法令在不同士、民阶层中的不同适用,指出不受剃发令限制的几种情形,以及满洲贵族在私人生活中发型服饰上特定时期的不同风尚。最后指出,"剃发易服"历史记忆的强化是在晚清革命思潮兴起之时的政治动员符号,根据数据库的统计,"剃发易服"历史叙事与革命思潮兴起具有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