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与晦山戒显的青原之会

康熙五年(1666),晦山在青原山净居寺拜会了方以智。方以智非常兴奋,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接待。晦山戒显对此感动不已,遂赋诗一首,记录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方以智与晦山谈及自己的著作《药地炮庄》,晦山为之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晦山戒显与药地愚者方以智青原之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

建功利生:清初遗民僧会通佛儒的一种途径——以晦山戒显为代表

清初"遗民僧"兼有"遗民"与"僧人"的双重身份,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特异的群体之一。双重身份内蕴的伦理矛盾,使遗民僧迫切需要会通儒释;凭借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修为,他们开辟了不同的道路。晦山戒显是在儒林和佛门两个领域都获得高度认可的遗民僧,他以身体力行的"建功利生"为会通二教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内的个体性道德自律和对外的群体性劝善治世。虽然他的活动方式是佛教的,但目标却是帮助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儒家范围,其建立不朽功业的自我期待甚至与佛教义理有所抵牾。由此观之,只要涉及社会秩序建构,在传统中国儒教社会,佛教可以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

晦山戒显曹溪礼祖考略

晦山戒显(1610—1672),俗姓王,名翰,字原大(或元达);法名戒显,法字愿云,法号晦山,晚年又号罢翁,世称晦山显禅师,江苏太仓人。师具德弘礼而得法,其行化江楚数十年,晚年灵隐寺住持,是明末清初名著江南的一代高僧,与今释澹归、仁瑞懒放、石隐行照等同是明末遗民僧的代表。晦山戒显的释子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祝发受具开始,至清顺治七年(1650)夏卜隐匡庐止,前后凡7年。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为彩礼而抢劫杀人的罪犯

年仅十七岁的刘敏甲，被押上了被告席。他个头不高，长得秀气，小脸小嘴，奶气未退。“他就是杀人、抢劫犯？，”旁听席上有人怀疑。

出世悲時事,忘情念友生:吳梅村與臨濟宗三峰禪僧交遊詩文映現的心靈圖景

吳梅村臨終之際,遺言"斂以僧裝"一事格外引人注目。一般認爲此乃梅村仕清後,無顏以前朝冠服入殮的自解之道,然而此說實削弱他的佛教因緣與主觀意願。過去研究吳梅村與佛禪關係,較少梳理其倫理困境,及對佛門僧諍之省思。本文擬補足這兩點,以與吳梅村交往最熱絡的臨濟宗三峰派之交遊詩文爲討論核心。首先,梳理梅村與晦山戒顯相約入山卻辜負,映現的家國承擔與心理衝突;其次,推翻袁枚"梅村贈答方外詩俱無佳處"之說法,指出吳梅村雖與三峰派漢月法藏不曾往來,但與其法嗣剖石弘璧、繼起弘儲、具德弘禮等之贈答酬作,在在透顯對漢月的尊崇,以及與三峰禪僧亦師亦友的深刻情誼。最後,本文發現吳梅村與遺民僧繼起弘儲、檗菴正志之往來詩作,一方面傳達從廟堂荒頹到禪門論諍,梅村的感慨與省思。同時在詮釋法門戈矛的過程中,梅村有意强化出世必能安身的傾向,雖過於一廂情願,卻又襯托他遺囑以僧衣入殮,是洞悉一切後的選擇。

学愚齐集序

吾师学愚先生。曾馆于餋晦山荘。极与弟基祟及李荫宏诸人。从游讲学。日日专以小学近思录及四书五经诸先儒集。反覆辨论。朝夕匪懈。盖亦有年矣。乃塾中讨论时。得先生讲义七篇。又得常聆先生要语纪录。约百条。深而至浅。显而至微。此盖先生在餋晦山荘以示诸生者。其与平湖陆稼书先生松阳讲义、及各先儒语录。同出一源。本末兼该。始终一致也。慨自唐罗以后。士风一变。学术大乖。人心亦为之不振。往往以身心性命之学。目为迂拘。全然不讲。而纲纪伦常之道。至此随之而靡。

云居山名胜诗话

江西云居山,“干霄几千仞,据地三百里”(宋朱熹《咏云居山温泉》)。按古地志载“(南岳)负终南而跨荆湘,蜿蜒逶迤,东至庾岭分三支:中支入瓯越,过灵隐而穷普陀;南支进五岭,由宝林而尽罗浮;北支则下西江,经分宁,走双龙、百丈、宝峰,至海昏界而结云居山。是知云居山者,乃南岳之尽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