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启蒙中的《晨报》副刊——《晨报》副刊研究之二

本文对《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时期所形成的传播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揭示了这些特点与当时文化背景及孙伏园思想。

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

本文尝试从编者和作者、集团立场和个人身份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揭示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揭开这份在中国电影史上既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充满着矛盾的电影副刊的历史之谜。

《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晨报》副刊作为舆论空间之一在现代文学刚刚发生的那个年代里发挥出了重要的文学传播作用力,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现代文学名家的许多重要作品和其文学理论文章先后发表在了这份副刊上;使得这份报刊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媒影响力,同时亦充分显示出进步报刊所独具的文学启蒙力量。因而《晨报》副刊就和当时的其他进步文学期刊一样,在“五四”大潮的影响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贡献,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刚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便留下了一个坚实的脚印。

“‘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

本文把徐志摩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与李大钊、孙伏园的比较之中 ,考察了其独特的传播特点及其与徐志摩本人思想、个性间的内在联系 ,力图使人们对徐编辑的《晨报》副刊及其价值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

《晨报》副刊与李大钊

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总编时,利用《晨报》副刊这一主阵地,大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增设《晨报》副刊栏目、改革《晨报》副刊办刊方针,刊发各类新文学作品、大力扶持文学新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并进行了不菲的文学创作,因此而与鲁迅、毛泽东、陈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晨报》副刊与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表达自己的思想,报刊成为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为公共意见形成的主要阵地。本文选择李大钊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来分析在新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报刊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公共领域。

《晨报》副刊办刊特色探析——兼论其对当今报纸副刊的启示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它在"五四"新文化传播潮流及其新式副刊发展历史上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晨报》副刊在社会文化启蒙、编者个性和副刊与正刊的关系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特色及其对当今报纸副刊的启示进行一些考察,旨在从另一个视角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晨报》副刊。

蒲殿俊与《晨报》副刊

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率先襄赞新文化运动,并在思想、文化、学术,特别是文学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晨报》副刊转向的动因考察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晨报》总编辑的蒲殿俊在其中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蒲殿俊在《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思想基调、刊名创设、人事安排、内容供给、管理编务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晨报》副刊才能在李大钊和孙伏园的主办下迎来它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

五四时期《晨报》副刊与梁启超关系初探

五四时期《晨报》副刊与梁启超的关系极为密切,梁启超开启民智的报刊思想与新民救国的文学观念对《晨报》副刊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正是在此总体的限制规约框架下,李大钊与孙伏园才能够充分发挥最大限度的自主独立性,使得《晨报》副刊兼容并包、名家云集、佳作迭出、新人涌现,最终发展成为"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

五四时期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基于“文学场”理论的考察

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由《新青年》时期过渡到《语丝》时期的历史空隙中,扮演一个相当特殊而且重要的历史角色,并发挥出独特的历史作用,它成为周氏兄弟无可替代的"文学场"。通过建构"文学场",周氏兄弟成功开展自己的各种文学活动,推动《晨报》副刊与"五四"新文学向正确历史方向不断发展前进的同时,成功实现自身特别是鲁迅与《晨报》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应有的历史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关系为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关系辨析

《晨报》副刊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过辉煌成绩。这是包括主编李大钊和鲁迅等众多撰稿人共谋合力的结果。作为五四新文化战线的“战友”,李大钊在大刀阔斧改革《晨报》副刊的同时,成功接引鲁迅登堂入室地“走进”《晨报》副刊,并迎来鲁迅文学生涯中一段非常难得的“黄金时期”。李大钊与鲁迅相互成全的互动关系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晨报》副刊时期 周作人的杂感与文艺批评特色

《晨报》副刊时期周作人以文学革命著名文艺理论家与广泛介绍世界文学且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文学翻译家身份,截断众流,发表他在杂感与文艺批评方面的个人见解与主张,在“平淡冲和”的外衣之下,显现出“凌厉骁勇”的精神内核。他的文学实践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有力回击当时文坛的各种反对势力,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而且他那些精辟独到的杂感与文艺批评文本,亦成为新文学运动史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恩惠之滥费”的反思:鲁迅小说《兔和猫》再解读——以《晨报》副刊为背景

鲁迅重要短篇小说《兔和猫》是在《晨报》副刊的积极邀约下进行创作和发表。《晨报》副刊在鲁迅诸多短篇小说的诞生方面起着“孵化”与“催生”的重要作用。鲁迅应《晨报》副刊约稿而创作的《兔和猫》,在主题思想、情节内容、艺术形式等多方面都深深打上《晨报》副刊的烙印。

陈毅与《晨报副刊》

陈毅同志生前除了用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带领人民军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奋勇战斗外,他还有着较高的文学才华和文学修养;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在早年的北京求学期间,陈毅与《晨报》副刊有着一段不太为人所知的文学源缘,十几篇文学作品就发在了这份副刊上,并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本文主要就这一内容做一番评述。

左翼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以《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为例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左翼电影运动向来是不可被忽视的一个存在,在其带领之下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深远至今,这其中自然是各方电影人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合力所致,然而左翼电影之所以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巨大的拐点,并且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绵延数十年乃至今日,其背后所助推的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左翼电影人在以报刊为主的公共领域之内所进行的影评活动。其中,以《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影评人为代表的左翼影评人所独创的一套"理论体系",更是对后来的中国电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知识体系"的形成以及其所带来的实践,让中国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

北京《晨报》副刊《晨报副镌》

北京《晨报》具有副刊性质的是第7版。1919年2月7日起，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改革，增加了“自由论坛”、“马克思研究”和“译丛”，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从而使《晨报》副刊一举成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

周作人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动因考察——以《徐文长故事》为背景

周作人与《晨报》副刊在相对平稳地度过四年多的良性互动后,终于在1924年下半年不得不面临分道扬镳的历史命运。民间传说《徐文长故事》被《晨报》总经理刘崧生“命令禁止续载”成为周作人“退场”的导火索。周作人出于义愤与表示对《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的理解与声援,停止向《晨报》副刊供稿,并逐渐停止与《晨报》副刊有关的一切文学活动,悄然无声地退出《晨报》副刊。

报纸副刊对文学复兴的作用

报纸副刊的兴盛起于上二个世纪初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一开始就跟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最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出来的，郭沫若的，二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也是在报纸的约稿下才写成的。冰心的《寄小读者》、夏衍的《包身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都是在报纸副刊上首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