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

本文主要关注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的"大空间秩序"。按照施米特的论断,"普世帝国"产生自"大空间秩序",空间秩序变革则是基于"例外状态"。在宣告"例外状态"的空间秩序中,一方面划出了法律生效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宣告了这个空间的自由。对于国际秩序而言,当普世帝国力图走向单一政治体系时,"例外状态"就成为帝国行动的直接前提。施米特希望德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夹缝中捍卫欧洲文明,从而为世界和平秩序奠定稳固根基,维系战后的世界和平。

布莱克的“世界”与前现代历史预言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是凸显现代民族意识的时代,但事实上在浪漫主义话语体系里,世界主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威廉·布莱克的"先知书"系列作品创造了一个脱离理性经验的全球化世界,他的创作动因源于历史他异性的预言。他的两首诗歌《至上的形象》和《耶路撒冷:巨人阿尔比恩的流溢体》揭示出其信仰同源论与普世帝国预言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批判,充满了颠覆现代工具理性的"前现代"他者力量。

比较历史视野下中国多民族聚合性存在模式论析

中华文明一直呈现出多元特征,内部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族群;但又能将“多元”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形成多民族聚合存在的模式,与其他文明的民族(政治)分立模式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多民族聚合存在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数千年不坠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阶段,进行历史比较:将古代中国与西方话语下的“普世帝国”、早期民族国家比较,勾画中国多民族聚合体的传统形态;将清朝与近代几大帝国比较,从内聚和外聚两方面研究近代中国面临的巨大危机以及危机下共同体的重塑;将现代中国与其他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分析新中国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成绩。由此揭示,中国的聚合性归根结底是一种伟大而深层的“文化力”,即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