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竞争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

基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结合银保监会披露的商业银行网点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网点数量测度企业面临的银行业竞争程度,研究银行业竞争对小微企业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周边银行网点数量增加能够显著缓解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说明银行业竞争有效发挥了普惠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的普惠效应更强;银行业竞争的普惠效应随银企距离的缩短而强化。机制检验表明,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小微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并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从而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有助于提高小微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在研究样本期内考虑金融科技的影响后,银行业竞争的普惠效应依然显著。建议金融管理部门继续推进银行市场化改革,构建多元化的银行竞争体系,加快完善中小银行的空间布局。

“双重排斥”下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惠效应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力量,但在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其所依托条件的限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农民使用互联网金融工具的能力及意愿、普惠金融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31个省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农村金融普惠,也即互联网金融具有普惠效应。但是,农民的"工具排斥"和"自我排斥"会弱化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效应。因此,在推动金融普惠的进程中要缓解农户面临的"双重排斥":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

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基于新三板小微企业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欧央行)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由基于国债等优质抵押品调控短期政策利率目标转向直接购买特定金融资产调整中长期利率以及调整抵押品框架维护金融稳定,央行抵押品框架成为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基于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抵押品框架这一事件,使用PSM-DID模型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背景下人民银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央行抵押品框架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高水平区域和东、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建议货币当局可以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结构性缺口现状,适当拓宽抵押品框架边界,更好地发挥抵押品框架的结构性调控作用。

监管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吗?

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在为金融市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技术特征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强度增加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来探究金融监管是否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情况和可负担性,具有较强的普惠效应。在金融监管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更强;但当金融监管程度过高时,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有所减弱。并且,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有利于金融科技普惠效应的发挥。本文的研究对于构建金融科技监管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在实施柔性监管的过程中,既要防范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更要给予金融创新一定的“试点容错”空间,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业态,助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更好地满足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

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研究——基于“三农”、小微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筛选出涉"三农"企业和涉小微企业样本,利用DID模型和个体、时间二元虚拟变量法,对定向降准政策在"三农"、小微企业领域的普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定向降准政策对"三农"、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三农"企业领域的普惠效应不显著,对小微企业领域的普惠效应显著。从信贷结构看,定向降准政策促进小微企业短期借款能力明显提升,长期借款能力没有变化。企业微观层面,财务杠杆、抵押担保能力、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是影响"三农"、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微观指标;宏观经济层面,"三农"、小微企业不具有"亲经济周期"特性,总量型货币政策对其融资支持作用有限。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普惠效应及边界确认

本文从银行内部决策机制出发,建立银行两部门决策博弈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普惠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构建统计模型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检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利率的引导效应,并从中确定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期限边界、目标边界和结构性效应边界。

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效应分析

以平台经济和"长尾效应"为理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是对普惠金融理念的践行,有效的降低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解决了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盈利不足的问题,保障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优化了农村金融环境,并且有利于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因此,与普惠金融存在着内在的耦合性。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优势,将助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

发展直接融资带来的普惠效应

本文通过普惠金融发展的角度描述直接融资如何帮助普惠金融发展。从企业的融资角度出发,描述企业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方式以及企业直接融资现状,阐述了直接融资带来普惠效应的路径机制,针对直接融资现状的不足提出改进方式,从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带来了普惠效应吗?——基于企业数字创新的微观证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是推动大数据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其对企业层面数字创新的影响效果以及是否带来普惠效应,现有研究尚未明确揭示。本文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以2016年为政策实施节点,研究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影响机制以及对弱势企业的普惠效应。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试验区设立通过加速企业间知识流动和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了企业数字创新;进一步对比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产生了普惠效应,具体体现为数字创新过程跨越了技术背景以及创新能力的势差,数字化成果惠及了非信息技术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本文是大数据政策的企业微观视角补充,为大数据政策的优化及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

扩大零碳科技普惠效应 远程湘潭新基地落成

ESG,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英文缩写。近年来,ESG理念,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的重要评价体系。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ESG榜样”年度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吉利控股集团凭借在ESG方面的领先实践和显著成效,入选十大“中国ESG榜样”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影响机制与普惠效果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IV-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前提下,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依赖程度,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占比的减少,非农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的增加。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调整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要素配置情况,即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土地流转效应,从而对家庭收入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中农业收入占比,但在西部地区则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提高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而在以家庭类型、人员结构划分的群组中仍具有普惠效应。

惠民保普惠型发展水平指标测度——以浙江省杭衢两地为例

基于惠民保的普惠程度测量,采用普惠金融指数法,将普惠金融划分为渗透度、使用度、满意度三个维度。通过研究不同水平的满意度差异,采用变异系数法对该体系的15项指标进行赋权,对惠民保现状进行分析。最终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为 0.51,其普惠度达到了中等水平,即惠民保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普惠效应,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政府及保险公司应致力于扶植薄弱环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高保障的金融服务,切实保障市民能够更好地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

普惠金融监管效应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对普惠金融监管效应方面的研究较少。从普惠金融监管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两大角度出发,利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对普惠金融监管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我国普惠金融市场的发展,普惠金融监管效应也在不断地增强,即国家也在加强对普惠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以促进普惠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金融投资行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数据样本,匹配中国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与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显著抑制企业创新;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第三,对于中小微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依赖度高的弱势企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机制依然显著存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让弱势群体获利更多。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融合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提供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资产,避免资产"重虚轻实";第二,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激发创新活力;第三,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第四,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扶持力度,助力融资弱势企业发展。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考察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包容性增长的普惠效应下,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机制分析发现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可以促进乡村产业数字化、提高农户议价能力、打破传统信贷约束、发挥外部调节作用,还可以通过增加农户金融资产、财产性收入和提升数字素养等内部机制帮助农户跨越“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对低收入农户增收效应更明显,有助于实现乡村包容性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数字金融助力农户增收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创业活动与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活跃的创业活动带来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使得发展惠及更多人口,成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创业资金约束往往成为创业活动开展的障碍。本文对利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创业资金约束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于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作用更为明显。在对地区不同维度异质性的考察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创业活动更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对社会资本较低地区的创业活动更有裨益,但人力资本异质性对数字金融促进创业活动的差异性不够显著,另外更高的地区创新水平有助于创业主体利用数字金融开展创业活动。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农村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基于发展规模和准入门槛视角的考察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成为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和中心流通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但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一方面会对农村中小型流通企业产生"普惠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金融科技的审核机制,对发展潜力较小的农村中小型流通企业产生"挤出作用"。本文采用定积法构建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指数,采用扭曲价格指数构建了农村企业流通准入门槛指数,采用OLS和2SLS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12-2020年的观测期内,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农村流通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要素同样与农村流通业规模呈正关联性,但市场要素与农村流通业规模提升不具备显著联系。我国农村流通业准入门槛在观测期呈现 "倒U型"结构,2012-2015年市场准入门槛提高,2015-2020年市场准入门槛下降。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农村流通业的准入门槛,"普惠效应"强于"挤出效应",政策和市场要素也能够推动我国农村流通业准入门槛降低,互联网消费金融与政策、市场一致,属于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强要素。

银行竞争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基于A股和新三板三农、小微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DID)检验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等所谓"弱势部门"的信贷资源产生了作用,从而实现政策的"普惠"效应。同时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基于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引入实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普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定向降准政策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发挥了普惠效应;其次,银行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时间维度的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没有调节作用。

农业的数字革命已经到来

按照规划部署要求,要加快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突破、关键技术研究、重大产品创制、标准规范制定、典型应用示范,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全面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消费潜力释放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驱动下,数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金融机构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凭借对消费者动态行为信息的有效掌握,推动了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门槛下移,进而有效地促进了居民消费支出。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支持程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呈现出更高的消费效应。此外,从数字金融发展演变趋势来看,数字金融在期初表现出明显的"长尾"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大多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逐渐高度趋同。因此,我国应该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体系,有效促进包容性数字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普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