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的测评与分析

依据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内涵与政策要义,借鉴已有研究,建构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指标体系与测评方法,并对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进行测评。结果显示,2011年至2016年,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逐年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总体水平,并且省际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差距较大。据此提出:弥补缺口,扩大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性资源;精准扶持,持续加大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补齐短板,重点加强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等建议。

山西晋中农村金融普惠水平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能促使贫困地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快捷方便、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一直是金融类的弱势群体,与城市金融相比,在金融供求、网点布置方面还有诸多不足。通过功效系数法及系统聚类法对山西晋中各县(市)普惠金融水平测度,揭示晋中各县(市)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间有着显著差异。

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

研究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运用金融普惠指数(IFI)测算2010年新疆83个县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结果研究显示,83个县农村金融普惠水平存在地区差异,普惠水平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巴州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普惠水平较低的地区则集中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基于Tobit模型的结果表明影响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居民纯收入、百元GDP贷款贡献率、城市化率和农业产值比重。提出农村金融普惠的推进既要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也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农民增收致富长效机制等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置比例和市场份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使用情况四个维度,对西部六个省份2009-2014年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揭示交通便利程度、信息技术水平、政府扶持力度和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对西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的影响。最后,从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建议。

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测度与评价

普惠金融体系特别关注目前尚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山西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地区。文章通过对2011年山西省96个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的计算,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将其分类分析,发现山西各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偏低且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普惠金融水平高的地区多集中在晋中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多集中在晋南、晋东南地区。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经济区域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

本文依据2005~2013年中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全国和区域普惠金融水平,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分析;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和金融发展深度相比,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更积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却没有显著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区域之间的平衡,以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7),通过构建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建立Probit及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改善能显著增加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并有效提升创业绩效;并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在区域、群体、企业这三个维度上存在差异,普惠金融对于中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生存型创业及个体户、工商户等弱势群体的边际效应更为显著,这进一步体现了“普惠性”特征。

普惠金融水平与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家庭的消费。进一步研究发现,收入是普惠金融水平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中介。而分城乡样本分析时,发现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按消费支出类型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精神文化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较大。据此,文章建议,政府在推进普惠金融政策时,要注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同,以及收入对于家庭消费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水平测度——以浙江临海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本文以国内学者较少研究的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为对象,有选择性选取高普惠金融省区下辖的发达县市,研究其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并进行普惠水平测度,提出了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农村普惠金融水平不高的问题,我们应予以关注。

宁夏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首先要理解金融在各个地区的普惠水平以及影响因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本文运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测算2016年宁夏13个县的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研究表明宁夏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整体偏低。基于Tobit模型的结果表明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居民收入、农业产值比重、就业水平、城市化率和信息化水平。提出农村普惠金融既要立足当下,还要有长远规划。

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测算江苏省2005年到2019年的普惠金融包容发展指数,发现江苏省普惠金融包容指数整体水平较高,尤其是苏南地区,苏北地区普惠金融包容发展水平有一定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苏省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影响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正相关。可以从加大普惠金融政策扶持力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互联网等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入手,更好地促进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

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演进测度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山东省2011至2017年的相关金融数据,借鉴Sarma普惠金融测度方法,首先,从金融服务接触性、金融服务质量、金融服务使用性三个维度来分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其次,选取9项具体指标,在分配各项指标权重时使用目前较为通用的变异系数法;最后合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较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性明显,山东省普惠金融服务接触性增长乏力,涉农贷款方面出现下降趋势,成为限制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意见。

湖北省农村普惠金融测度分析

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的水平测度,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运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测算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偏低,且存在地区差异,普惠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冈市、十堰市、荆州市和孝感市,普惠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宜昌市、黄石市、襄阳市和咸宁市。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多维度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Durbin模型考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政府支出、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后,一个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邻近地区惠普金融发展水平与空间关系共同作用,对贫困减缓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惠惠金融不仅通过提高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自有资本缓解贫困,而且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降低邻近地区的贫困率。

我国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分析

帮助穷人脱贫致富,构建美好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选择。发展普惠金融是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基于此,利用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较低且地区差异明显,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格局;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效应明显,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我国贫困地区的减少。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在"政府指导"和"市场主导"的原则下,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高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而减少整体性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