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

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这种模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革命决定或产生了恋爱”,另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前者革命成了情爱欲望的替代物,这种替代或转移隐含着“政治欲望化”的叙事形态;后者则更明确地呈现了“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的内在张力,在牺牲爱情来成就革命的书写模式中,狂欢式的“恋爱”成为释放革命者利比多的场所,狂欢后的革命者抛弃恋人,成为道德“净化”的形象主体。叙事模式中特定的历史主体——革命的“智识阶级”则在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中表现出两难且暧昧的精神特征。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青春特质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创作模式在现代文学舞台中的上演时间非常短暂,在它消弭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被裹挟在众多的负面评价里,成为“不应这样”的范本。这种“革命+恋爱”的模式,在公式化、脸谱化的外壳下,也蕴藏着真切的青春体验和生命冲动。“革命”和“恋爱”中两种行为方式,同样具有截断日常生活秩序,引导人们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功能,激切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又为早期普罗小说作家提供了叙述便利。“革命+恋爱”模式传达了20年代后期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嬗变轨迹。

真实的幻象——略论中国普罗小说中的白俄叙事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钱杏邨、殷夫、冯乃超、莞尔等中国现代普罗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白俄叙事。受到民族、语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隔阂与限制,这些白俄叙事难以深入白俄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因而其所塑造的并非真实的白俄,而是白俄的幻象。然而,这些白俄幻象展现了普罗作家文学想象与自我想象的方式,而且充满了作家与无法根除的小说"杂语"的博弈。就此而言,这些白俄幻象又是真实的,映射出普罗作家建构革命性自我的艰苦努力。白俄叙事颠覆了普罗作家"左倾僵化"的刻板印象,还给他们文学乃至革命丰富而生动的表情。

早期普罗小说物象论

赋予物象以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早期普罗小说在物象运用方面最显著的特征。纯粹的兴象运用新意有限,而兴象的比象化运用则较为成功;借物说理、以物喻人因能有效地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表达作家的主观情感而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人体物象也被意识形态化。

普罗小说新论

普罗小说作为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景观,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无论人们对它褒贬与否,它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价值。本文试图从小说功能观的改变、激情叙述模式和结构模式三方面来探讨普罗小说的文本特点,以此揭示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普罗小说中之白眉”——析穆时英前期小说创作

穆时英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开始普罗小说的创作 ,被誉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但穆时英小说与普罗小说之间存在着差异 ,暗含着穆时英后来向“新感觉派的圣手”转变的可能。

中朝早期普罗小说的抵抗模式——以蒋光慈与崔曙海小说创作比较为中心

中国普罗文学和朝鲜新倾向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与崔曙海的早期小说作品有着相似的社会内容和精神追求 ,但同时又有差异。崔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抵抗精神是体验化的 ,而蒋的则是观念化的 ;崔的作品倾向于现实主义 ,笔触自然 ,而蒋的作品则趋向于浪漫主义 ,过于观念化。两者因生活实践的局限性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 ,在创作上都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陷。

从“普罗小说中之白眉”到“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文风转变的缘由探析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上海———殖民化大都市的迅速崛起及中外文学交流的加深与扩大,为穆时英转向新感觉创作提供了大的背景与可能。新感觉派这一小环境对穆时英文风的转变也有直接的影响。穆时英自身的二重文化品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冲突。

“革命+恋爱”模式解析——早期普罗小说释读

1920年代后期（尤其是1928-1930年间）普罗小说的一种主要形态被概括为“革命＋恋爱”。这种指称包含着明确的贬义，一方面是指它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缺乏独创性，不断地复制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因此也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另一方面，这种小说被作为30年代初期遭到清算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典型，人物的“脸谱化”、情节的“程式化”、思想描写的“标语口号化”，使得这些小说被认为“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因此，在193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中，无论从“文学”标准，还是“政治”标准，“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常常被看作一种幼稚且失败的文学形态而遭到漠视。

文学·政治·想象——晚清政治小说与普罗小说的同质化特征

本文重新审视晚清政治小说与普罗小说的同质化特征,意图从这一层面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历史趋向。晚清政治小说和普罗小说都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求小说成为政治的工具,形成了政治化的小说观与平面化、概念化的叙事特征。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政治小说与普罗小说建立起乌托邦的审美想象,试图以此实现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

论蒋光慈小说的先锋性与通俗性

蒋光慈创作的普罗小说不仅把握了题材与意识的尖端与前卫,其乌托邦式的狂热与激情也极具先锋色彩。然而"平视性"的交流语态、强烈的故事叙述欲望、与传统言情小说的多重暗合又分明的显现出通俗意味。正是1920年代后期的社会情势与文学转型及上海独特的文化市场造就了蒋光慈小说先锋与通俗并举的特点。

“南北极”:穆时英小说的两种风格

穆时英的普罗小说和新感觉小说“自身形成了一个南北极” :前者以纯熟的口语、粗犷的笔调表现贫富的对立 ,后者以感觉化的取向展示都市生活的病态与畸形。“南北极”形成的原因在于 :刘呐鸥及其译作《色情文化》的影响 ,时代氛围与穆时英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 ,穆时英独特的身世、二重人格以及其确定信仰的缺失。

论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

“社会剖析派”的提法出自严家炎.因其较准确地概括了三、四十年代茅盾等人代表的现实主义主潮小说,既区别于初期革命文学中有罗曼谛克倾向的普罗小说,又区别于此前与此后出现的其它现实主义的小说流派而被承认和使用.剖析派是二、三十年代之变革命处入低潮,进入新的准备,意识形态迅速政治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生态的产物.它以对中国“当代”性质和现状作科学、冷静、严肃的剖析,当然也是艺术形态化的呈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各横断面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人生世相而著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社会剖析派可说是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个流派.”(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鸟瞰》)

穆时英前后期小说的风格差异

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以《公墓》为界,前期的普罗小说充满对生命强力、原始野性的张扬,后期的新感觉小说展示了病态的都市生活与畸形的人生百态。这种风格的差异,主要是时代氛围及穆时英双重人格影响的结果。

“左联”乡土小说的阳刚美

杨剑龙在《恢宏浑厚的悲壮色彩》(《文学报》1990年3月1日)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一直多阴柔之风少阳刚之气,尽管鲁迅、郭沫若等人一再呼唤“力”的文学,但力的文学的创作始终未成为时代风范。普罗小说追求狂风暴雨般的粗犷力度,但对艺术美的忽略和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使普罗作品呈现出一种空泛的激情,缺少内在的力度和阳刚,“左联”

左翼小说叙述模式的流变

左翼小说叙述模式的流变朱彤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叙述是小说家艺术地统摄社会与人生的根本手段。为更好地实现其创作意图，小说家总是在寻找着合适的叙述模式。所以，一种叙述模式不仅能够呈示一定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范式及相应的生命形式，而且能够使主体完成某种独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洪灵菲创作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洪灵菲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趋势:其一是1980年代的生平梳考与创作纵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是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回应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评价。其二是地域文化研究视野。自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研究者们分别在华侨题材、社团研究、创作理论、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多有推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普罗小说框架中的洪灵菲研究,理论层面拓展,洪灵菲文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不同的评价。如何结合洪灵菲的生命历程在诗学层面回到革命文学本身,是洪灵菲文学研究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论叶紫的《星》:“革命加恋爱”模式的超越性书写

曾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模式,是诞生于作家意图融入革命,实现由个体向集体、由启蒙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原初的创作目的与实际创作文本之间的"裂缝"里。作为受这一模式影响颇多的中篇小说,叶紫在《星》创作中展现出对超越该模式而进行的诸多努力。对《星》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将其与相同模式中其他作品对比,是展示叶紫对饱受批判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深入思考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窥见一代左翼作家们在文学上自觉且不懈的反思与探索。

在“我”走向“我们”的途中——再论《少年飘泊者》及“蒋光慈现象”

《少年飘泊者》位于“五四”启蒙与革命文学的交替处,“对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从‘五四’到‘五卅’进行全景式的叙述”^((1))。夏志清在其小说史中对蒋光慈不假辞色,但也承认《少年飘泊者》包含了此后普罗小说“所有的地道的主题”^((2))。从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角度而言,该小说表现“五四”以后“举国青年的革命精神进展的痕迹”^((3)),“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革命成长学下革命新人的成长故事”^((4))。文学史对于《少年飘泊者》的概述,几乎都是承认其意义,但又只是提供“初阶产品”的意义。与此对应,回到历史原境,该小说不为精英认可^((5)),但在读者市场上一纸风行,单行本自1926年1月初版发行后的7年内再版15次。蒋光慈自述:“《少年飘泊者》的作者所要求于读者的,是读者于读了《少年飘泊者》之后,能够感觉得现在社会之不良,而努力于革命的工作。”^((6))而普通读者的阅读反应完美地回应了作者预设的效果:“我只觉周身的血管,都膨胀起来,似乎要向一切社会上的恶势力施以总攻击。因为这本书所启示给我的,不是懦夫式的悲怆,乃是热烈的反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