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普罗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以《灿星》为代表

哈尔滨普罗文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东北新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潮下发生新变而呈现出的文学形态,同时也涵盖本埠所译介的苏俄文学。《灿星》周刊于1928年诞生于哈尔滨,以发表无产阶级文学和译介苏俄文学著称。本文选取《灿星》周刊为该时期哈尔滨普罗文学代表,围绕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现代传媒、苏俄文化三个层面的影响,探究其文学生成发展的成因与影响。

“大众化”的文学与政治——1930年代台湾普罗文学运动的展开

193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进入了普罗文学运动的高涨期。本文从1927年文化协会改组谈起,通过文协、台湾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等几个标志性组织团体的理论与活动,探讨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在台湾的发生与转化,同时在台日普罗文学运动与国际左翼思想交流的跨境视野下,勾勒出台湾普罗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政治从结合到分离的轨迹。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

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强调"政治首位性",主张作家通过创作参加与国家权力对抗的斗争。诠释政策风云变幻,印证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轨迹,成为其显著特征。文学团体被赋予了党派的形态,学术论争的起因和归结点也大都来自于政治因素,文学阵营也在政治漩涡中裂变为三个派别,相互对峙内耗,阻碍文学发展,并给其后亦步亦趋的中国普罗文学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革命空间的审美之维——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普罗文学

30年代出现的普罗文学,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政治美学观念,构成了对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颠覆。在阶级中心论的基础上,普罗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在话语、题材、形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目,从而成为左翼文学美学规范建立的基石。

历史的误读——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关系之一种考察

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各自都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和文学观念,他们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更让人容易将其当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但细究两派的起源语境及发展历史,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两派文学作新的解读。

从新发现的三篇佚文看梁实秋对“普罗文学”的态度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阵营曾与“新月派”重要人物之一梁实秋展开过一场针锋相对的文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梁实秋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普罗文学的建构焦虑与创作主体的再造

建构普罗文学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伟大理想,但这一理想由于受到自身悖论和外在理论的冲击,自始至终存在着表达主体缺位的焦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的特殊语境中充当了普罗文学的缔造者,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认定的阶级根性,又使对他的改造走向了失败;中国的普罗文学最终选择了主体的工农兵化。

创造社、波西米亚与“普罗文学”

创造社早期具有鲜明的艺术先锋性,"个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其反叛传统与社会的精神来源。他们非主流、边缘知识分子文艺群落的生存方式,具有流散性的波西米亚特点。波西米亚文艺群落,由于其本身的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在时代激变中极易转向激进知识分子。创造社核心人物郭沫若、成仿吾等于"国民革命"时期积极投身时代政治,初步接受无产阶级文学观,成为文艺界的政治先锋。自20年代末创造社倡导"普罗文学"运动,到"左联"成立,普罗文学吸引了大量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学的兴趣。普罗作家共有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批判精神,对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生存体验均对这一个群落性的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他们文学写作呈现出的左翼倾向性(激进化的左翼政治书写),以及"普罗文学"时期依旧浓郁的个人浪漫主义色彩,成为普罗文学书写时代的特点。

洪灵菲与“普罗文学”

洪灵菲是“左联”时期的优秀革命作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他既担任过领导职务,又辛勤地进行理论探求和创作实践,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也翻译过高尔基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著作。在宣传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方面和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取得了成绩,对于发展革命文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的小说“表现了那一时代。

普罗文学的预设正义和暴力叙事

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一词就是英文Proletarian(意为无产者、无产阶级的)译音"普罗列塔利亚"的缩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普罗文学运动作为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端于1928年,结束于1930年,即以大革命失败后太阳社的成立与后期创造社立场的转变为其形成的标志,而以左联的成立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遇害作为其高潮结束的标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盛原因再考察

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盛,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背景和出版环境密切相关。生产环节,一批作家形成了非常明确的革命文学生产的主体意识。消费环节,左翼文学恰好契合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的精神需求。流通环节,一些书店竞相刊登和出版这类作品。除了得益于读者、作者、出版界的三方良性互动,国民党的查禁即监管环节不乏漏洞,也为相关作品留下了生存空间。另外,左翼文学能够在遭受重创后迅速复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符合抗日这一时代主题。

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梦”

后期创造社积极译介马列主义学说,推动1928革命文学论争进程,倡导“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促使左翼文艺界实现了知识体系上的更替和文化观念上的转变,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和新文学话语的革命现代性生成。

周作人的新文学探源之路

周作人的新文学探源之路沈卫威（河南大学中文系）趋向温和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派，如林纾、梅光迪、吴宓、胡先、章士钊、黄侃，周作人无疑是属于他们的对立面，即文化激进派。就中国新文学建设这一最基本的文化范畴来说，胡适贡献了由“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