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普通代表人的权利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为普通代表人诉讼提供了指引,将证券纠纷中普通代表人制度具体化,但本质上依旧是《民事诉讼法》代表人制度的变形,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当前中国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起诉程序、代表人推选等方面依旧不完善,需要借鉴美国、德国的成熟经验,不断优化我国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解决机制。

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的治理效果研究——基于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案例研究

完善中小股东集体诉讼制度是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关键举措。鉴于新《证券法》实施后的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飞乐音响案,分析中小股东集体诉讼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小股东集体诉讼具有显著的司法震慑效应,这一效应通过加大司法惩罚力度和增加赔偿压力对企业形成威慑,从而促使企业改善其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体现在管理层在职消费降低、企业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独立性提高。机制研究表明,中小股东集体诉讼通过媒体声誉压力和中小股东的积极行权推动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提升。研究结论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中小股东保护体系建设,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普通高校体育代表队双主体训练模式研究——以北京工商大学田径代表队为例

目前普通高校体育代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队伍内部管理的瓶颈现象尤为明显。本文以北京工商大学田径代表队为实验对象,整合其前期训练成果的成因,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以完善体育代表队的训练团队为抓手,合理地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构建成功由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共同构成的双主体形式完成组织运动训练的实践过程。借以摸索总结后疫情时代,逐步完善普通高校体育代表队训练模式。提出普通高校体育代表队内部管理应由以主教练牵头的教师团队和经理、正副队长、项目组长构成的学生管理团队共同完成,即教师引导下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能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实现将教练从代表队训练的操作者转变为监管者,弥补了普通高校体育代表队教练专业经验不足,投入精力不够和代表队学生专项能力良莠不齐的先天不足。文章论证了该模式对普通高校运动队建设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同类院校体育代表队的建设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并具有可推广性。

论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转换的司法审查

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以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程序转换为基础。基于规范特别代表人诉讼适用的形式需求和确认集团成员范围的实体需求,法院应当对普通代表人诉讼向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程序转换进行司法审查。当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后,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时,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其一,相较于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形式是否对集团成员具有优越性;其二,投资者保护机构是否忠实勤勉地行使职权;其三,集团成员是否存在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其四,借助于信赖推定原则和重大性标准,共同问题是否优先于影响单个成员的个别问题。

诉讼代表抑或诉讼担当?——从“康美案”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

“康美案”首次适用《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之特别代表人诉讼,但此“代表人”是否属于传统代表人诉讼之理论范畴,对此需探讨第95条第1、2款与第3款之间的关系,并以诉讼担当理论为基础,揭开特别代表人诉讼之面纱——以诉讼代表之名,行诉讼担当之实。同时,对于法条之间的关系而言,第94条第3款与第95条第3款规定赋予投资者保护机构不同法律地位与身份,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不断持股,第94条第3款规定的股东代位权诉讼,相较于特别代表人诉讼“高门槛”的特征以及“低回报率”的可能性,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股东代位公司参加诉讼显然在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都更具优势。这种优势会导致程序选择上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适用,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积极持股,终会逐渐让位于股东代位权诉讼。

新《证券法》下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司法审查——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范本

全面实行发行注册制容易引发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证券群体性纠纷。2020年新《证券法》第95条规定了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并驾齐驱的“双轨制”诉讼,克服了集体行动难题和公共执法不足的两大流弊。然而,作为我国首例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康美药业案,并未提及“双轨制”诉讼程序转换的司法审查要求,无疑会产生诉讼选择困惑、审判实务疑难、法律规范难以预期等结构性矛盾。对此,我国亟须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借鉴,完善中国式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默示要件、先决要件和维持要件。其中,对于先决要件的实质审查,法院应重点关注众多性中的非数量要素、聚焦“定性而非定量”的共同性问题、把握典型性中的诉请本身是否利益一致、判断充分性是否嵌入正当程序之中。同时,法院也要对投资者的声明退出加以审查,避免道德风险引发“诉讼失灵”。

“两会”报道呈现三大变化

纵观今年中央主要几家新闻媒体的全国“两会”报道，有三大明显变化。

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中权利人范围的确定

现阶段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普通代表人诉讼中对权利人范围的确定围绕认定“实施日”和“揭露日”展开,由于过分追求实质准确性,导致权利人范围的确定陷入死循环:维持现状将侵害潜在权利人的权利,进一步将之实质化却又超出现行体制承载之重。问题的实质根源在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构建之初未能理顺共同诉讼和群体诉讼的关系,导致权利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被忽视和压制。权利人范围确定方式的重构并非简单的庭审前程序微调,而是要着眼于整个诉讼,将虚假陈述实体法规则和司法实践的特殊性纳入考量,构建契合我国实际需求的创新性规则。一方面,通过放宽时间区间且不考虑持续持股问题尽可能容纳更多权利人进入同一代表人诉讼程序;另一方面,在正式庭审中适当限制代表人的代表力、允许权利人对部分实质问题各自提出主张,是平衡诉讼效率和实质公平的应然路径。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第一案述评——关于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的程序性分析

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是我国第一起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检讨其审理经过,除了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讨论外,还可以借此反思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适当性。《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依赖普通代表人诉讼先行展开,这一制度设计并不符合我国现实,应该规定投保机构可直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代表人诉讼中权利登记公告的安排,程序上并不公平,应该予以改进,或者允许投保机构提前介入,或者法院遵循权利人范围最大原则设定登记范围。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实践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是2019年《证券法》增加的强化投资者保护的事后救济措施,有威慑违规者和救济投资者等多重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投服中心业务规则等规则的出台,为制度的构建和实施提供了具体路径。康美药业案作为制度落地的第一案,为新制度的实践开创了道路。特别代表人诉讼作为我国新的诉讼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和解决,本文对该制度在案件选取、投资者范围确定、投资者参与诉讼的激励措施、通知方式、投保机构参与调解、投资者退出权、赔偿金分配、律师激励、与股东代位诉讼的衔接及破产程序的交叉等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