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普通法律立法为引领的我国PPP制度体系安排研究

PPP在我国的实行是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作为一种移植的法律制度,历史功绩是主流。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持续、国际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加剧、投资亟待规范、内需亟待提振的时代背景下,PPP在我国更凸显其特有的经济社会功能。近年来PPP在我国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体制机制性障碍,归根结底是缺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层面的立法引领。同时,随着我国《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如何采取PPP模式,吸引来自国内外的私人资本,都对PPP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建议参照《民法总则》的国家立法模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总则》,用以专门调整PPP相关事项,构建我国新时代以普通法律立法为引领的PPP制度体系安排。

论普通法律对宪法的解释

法律解释是任何法律在实际运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宪法也莫出其外。一般而言,法律解释着重研究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因而宪法的解释主要体现于普通法律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的解释。通过二者关系的比较分析,认真研究普通法律对于宪法的解释,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学法、讲法、研法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宪法的法律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实现阶级专政的最有效的法律武器。因此,掌握国家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措施去维护体现其阶级意志的宪法,使之得到认真的遵守和执行。

维护新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颁行的新宪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法。它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新宪法的颁布施行,对于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试论《戒严法》的法律地位

一、《戒严法》与宪法的关系 戒严法应归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第一种现点认为戒严法应归属于军事法部门。《中国法律年鉴》即将关于戒严法理论的论述归入‘军事法学”这一类中。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戒严法主要是用于调整国家在行使权力、进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因此应将其归入国家行政法的范畴。这两种观点都不甚正确。 将戒严法归属于军事法部门殊为不当,因为戒严虽然涉及到军事法,但在整个戒严制度中,关于戒严的决定与宣布、解除戒严、对戒严的监督、戒严的效力等等,并不只属于军事法的调整对象。在戒严过程中有可能动用军队,从而涉及到军事法,但就戒严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言,戒严法与军事法是有区别的,各自具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将戒严法归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也是错误的。在实行三权分立制的国家,大多将戒严权赋予总统行使,因此,这些国家将戒严法归属于行政法部门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有关戒严的主要权限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行使。如果将戒严法归属于行政法部门。

英国法律规定的各种个人自由

本文译自英国大律师兼南瓦威克希尔高等教育学院商业秘书学系主任詹·顿巴布朗东著《法律与个人》一书的第七章。此书系1979年修订版,1983年香港重印。一、基本自由的性质自由和约束的必要性人不是离群索居的,也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总是要同他周围的人发生联系和协作。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对宪法规范原则性的质疑

对宪法规范原则性的质疑王德志宪法规范是宪法的细胞，宪法则是由众量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宪法规范除具有法规范的一般性质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中，“原则性”被宪法学者概括为宪法规范的“共同特性”，为一切宪法规范普遍具有。典型的表述有：“宪法只能为国家的...

论人权的三个化身

宪法权利体系、普通法律权利体系和国际人权体系是人权的三个化身,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因未能洞悉人权的真谛,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上形成人为的割裂。正确理解人权的三个化身理论,既能使人权的不同化身各得其位,又能协力促进和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个人的人权。

浅析我国的宪法适用

修宪势在必行,宪法适用因而更具有急迫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与传统理论相左,目前一些学者将我国的宪法适用理解为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的司法适用等等。但这些称谓,背后都隐含着宪法必须像普通法律一样,其适用权全部让度与法院并排斥立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构主体适用的意思,于我国宪政的原则和规范而言,有必要对宪法适用的称谓进行规范;“宪法效力”可以表现出两种强、弱程度不同形式,相应地宪法适用存在着两条途径,分别是弱形式下的“普通法律式适用”,和强形式下的“违宪审查式适用”。但目前学界大都没有将在民事、刑事、行政这些普通程序中适用宪法,与在违宪审查程序中适用宪法区别开来,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促进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实现,不一定非得让宪法由司法部门来直接适用,而应该借鉴世界宪政实践并根据我国现行的宪法构架制,分步骤、分阶段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宪法适用机制。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是实现权利的本质内涵的需要,是满足国家正当性存在并实现其价值的需要,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需要。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需要在宪法中增加规定权利救济请求权,将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普通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中增加对私人间普通法律未提供救济的公民基本权利纠纷的救济规定;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应有作用;在宪法中确立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的界限和原则,以此来减少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存在的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论宪法解释

一宪法解释是指对宪法规范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等问题所作的说明。宪法规范所普遍具有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特征,决定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宪法都需要解释。在实践中,宪法解释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具体地讲,发生宪法解释的原因主要有:

论新宪法实施的保障

1982年12月颁布施行的新宪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是新时期定国安邦的总章程.因此,这部宪法一颁布,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呼和拥护.新宪法内容的现实性和科学性,是新宪法能够贯彻实施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那么宪法的实施问题就无从谈起.在去年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讨论过程中,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改草案过程中,以至于在新宪法正式通过以后。

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

关于宪法的起源,解放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宪法是17至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不仅我国五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宪法论著和通俗读物,而且直到近年仍有人明确提出这一观点。①其实这一观点并非我国首创,而是出自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宪法”条便明确指出:“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代议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公民政治权利来说,它是17。

宪法的调整对象之探讨

就我们宪法学理论总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对宪法的调整对象似乎理应有一个明确和概括的结论。但目前我国宪法学理论界还没有把宪法的调整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明白地提出并加以充分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并尝试对此作些探讨。 一、问题的成立 “宪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基于这个问题本身长时间的沉默,致使我们不得不首先审视一个前提:该问题能否成立? 按逻辑的观点看,“宪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成立是否具有意义须取决于该问题中“宪法的调整对象”这个预设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性。如果这项预设在现实世界中是虚幻的,那么该问题在结论上是无意义的,由此该问题不能成立。反之,宪法学理论界有责任提出这个既非荒谬,也非不可能的问题。 法律,不管赋予什么阶级的意志,在形式上总是表现为国家意志对某些社会关系的调整;在方式上相应地表现为一套规范对某些社会关系中诸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法律的意志指向和方式指向是社会关系,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社会关系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失去这个对象的任何法律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法律存在不仅以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必要基础和前提,同时,法律也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

谈谈提高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

所谓宪法意识,就是关于对宪法的心理、观点和思想的总称。宪法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核心部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就是提高公民对宪法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认识,增强宪法观念,做到掌握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宪法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就有记载。《尚书·说命下》:“监于先王成宪”;《国语·普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管子·立政》:“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周礼·秋官·小司寇》:“宪刑禁。”郑玄注:“宪,表也,谓悬之也”;

加速制定地方性法规 促进宪法的全面实施

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三六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就已明确指出:“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事实正是这样。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为了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就要使宪法的各项原则规定体现在具体法律中,也就是必须以宪法为基础,依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进一步制定各种部门法、子法,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调整社会关系和解决各个专门问题。只有宪法而没有各种具体法律,宪法的各项原则规定就很难得到贯彻。所以只有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加以体现,才能使宪法得到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