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聚类的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千分制评价分析

为提高运输行业安全管理水平,寻求其发展与监管的平衡点,需要辨识出运输主体生产安全中的核心要素.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区域内的普货运输企业千分制数据进行凝练,得出关键因子;其次,运用K-均值聚类方法,基于关键因子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归类不同管理特性的企业类型;最后,以企业类型与常规属性进行交叉分析,通过结果分析,为行业内的分类监管提供决策支持.分析结果表明:道路普货运输企业的关键因子包含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车辆动态管理、相关方及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四项;企业类型可聚类为经验型无序管理型、依赖型被动管理型、偏主动型非均衡管理型、逐利型无序管理型.不同聚类样本对于运输主体提供服务方式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可结合聚类结果调整行业内的监管策略.

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情节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普通货物犯罪案件中因侦查取证的特殊性导致实践中自首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司法机关对自首的认定存在一定分歧。通过对司法实践样本的类型化归纳,进一步提炼各类自首的具体认定标准,根据各类自首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在量刑上作出区分。同时,充分考虑其他量刑情节、《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罪法定刑数额标准调整的影响,进而探讨实现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认定和量刑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认定及适用——以实证研究为切入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自首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最常见的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呈现自首认定比重较大、自然人认定比例较高、处罚较轻以及侦察、公诉、审判各自认定分歧较多等特点。自首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实体方面和量刑方面。应加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认定的规范,一是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不同类型,统一自首认定标准;二是建立自首从宽处罚阶梯型量刑体系。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应保留死刑——兼论对走私个罪死刑存废的立法策略

现阶段从走私罪的现状、走私罪的本质和危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践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废除是不妥当的,走私个罪与个罪、刑与刑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应全面启动对走私罪的立法修正,重塑走私罪的立法类型和罪刑结构。建议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和走私毒品应保留死刑适用。

从实证统计分析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的若干问题(二)

从北大法意数据库选取了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195份,被告人合计452名作为统计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判决书样本、量刑情节和宣告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总体上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判决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结论。但也存在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罪后酌定表现在量刑中优先于从犯、累犯、共同犯罪等法定情节,实践中是否认定共同犯罪、是否累犯、是否既遂未遂等对量刑影响不大,发达地区(华南地区)罚金数额低于中部(华中地区)和西部(西南地区)等。除此之外,在个案判决中还存在因为刑罚结构不合理、量刑情节竞合时没有统一规范导致的不均衡,单位犯罪和自然犯罪之间、不同法院之间存在量刑不均衡现象等。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同等处罚、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发挥判例指导作用等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问题等有关建议。

从实证统计分析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的若干问题(一)

从北大法意数据库选取了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195份,被告人合计452名作为统计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判决书样本、量刑情节和宣告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总体上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判决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结论。但也存在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罪后酌定表现在量刑中优先于从犯、累犯、共同犯罪等法定情节,实践中是否认定共同犯罪、是否累犯、是否既遂未遂等对量刑影响不大,发达地区(华南地区)罚金数额低于中部(华中地区)和西部(西南地区)等。除此之外,在个案判决中还存在因为刑罚结构不合理、量刑情节竞合时没有统一规范导致的不均衡,单位犯罪和自然犯罪之间、不同法院之间存在量刑不均衡现象等。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同等处罚、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发挥判例指导作用等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问题等有关建议。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现实中,携带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在走私犯罪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在运用刑事司法规范审视这种行为时,需要结合实际对"货物"、"物品"是否具有交易性商业性质进行界定,合理认定逃避缴纳关税税额,以此规范适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并准确量刑。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实证研究

将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分别与国外走私罪法定刑、我国其他犯罪法定刑以及我国走私罪类罪内部个罪法定刑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立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严厉的刑事政策立场。通过对大样本司法量刑数据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司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轻缓的刑事政策立场。法官群体对这种立法与司法间的不均衡现象做出了解释,同时也引发我们对走私犯罪的治理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基于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港口普通货物企业缺陷分析

为了针对港口普通货物企业存在的问题有更科学的判断和认识,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从事港口普通货物安全标准化考评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对六家普通货物码头企业存在的缺陷出现频次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安全基础管理的重点对策措施,对于港口普通货物码头企业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铁道部将出台《铁路普通货物运输包装技术条件》

一前言铁道部为加强铁路货物运输包装管理,有助于减少货损,保障铁路货物及运输安全,提高铁路货物运输效率和质量,提高铁路货运信誉和营销地位,铁道部运输局组织起草了《铁路普通货物运输包装技术条件》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技术条件”。这次“技术条件”的出台是根据国家包装改进部门统计,因包装不善造成的货物损失每年在500亿元以上。

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数形态

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过程中,同时走私其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情形。这样,行为人外观上虽是一个走私行为,但同时构成数罪的情形,是否属于想像竞合犯,应当如何处断。同时,若其手段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是否属于牵连犯。文章认为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过程中,同时走私其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情形,不属于想像竞合犯。当实行数罪并犯,其手段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属于牵达犯,应当从重处断。

对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的研究——以东莞市为切入点

作为一个经济运作模式,加工贸易确实给我国,尤其在“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加工贸易走私危害的严重性的认识。本文描述了东莞市加工贸易渠道走私犯罪的现状、特点,在此基础上,列举、分析了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客观困难和人为因素问题,剖析原因并提出了有效打击加工贸易走私行为的建议。

关于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考试改革的几点思考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为运输市场提供更优质服务的文件(国办发[2020]24号),其中提到了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对当前的经营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推动取消经营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今后如果驾驶员想从事道路经营性普通货物运输,只需要选择一家符合国家规定资质的道路运输驾驶员培训机构进行相应学时的培训。

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行为类型分析——以犯罪链解构为视角

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在实践中呈现规模化、组织化和集团化的特征,犯罪链条繁杂,是典型的产业链式共同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准确地认定此类共同犯罪的罪责,是贯彻罪刑均衡原则的前提。但实践中日趋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审理呈现出罪责认定唯数额论、主从犯类案不同判、共犯量刑轻重失衡等裁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达成罪刑均衡的司法目标。产生裁判误区的原因在于传统审理思维下的罪责认定方式不全面,具体表现为共同犯罪事实认识片面、主从犯划分标准单一和单位内部人员定位模糊等。以犯罪链解构为视角,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的罪责认定方式是多维度和体系化的,突出整体分析犯罪链结构与犯罪事实的意识,反映出共犯人之间地位及责任的层次性和相对性。该方式具有可借鉴操作的现实意义。以G市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为实证样本,结合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的行为特征,梳理并反思该类复杂共同犯罪案件审判实践中的问题,进而提出有序地建构多维度和体系化的罪责认定路径。该路径建构首先从主从犯的科学划分入手,提出划出走私核心行为和塑造系统的认定基准。其次以加入“第一主犯”和“末端从犯”的概念为切入点,比较犯罪链共犯人的责任主次。再者通过前面的划分与比较之后,对共同犯罪的角色加以排位及确定其罪责次序。

鲁西集团开辟普通货物海运集装箱操作新模式

2019年2月22日18时,在聊城临清场站,鲁西集团的两个集装箱已经装箱完毕,装满氯化钙的集装箱正待发往黄岛。据负责人李长青介绍,发送的这两个集装箱预计在第二天下午18时就能到达黄岛港站。鲁西集团的这项业务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的,到目前临清场站已操作了70余单海运集装箱业务了。

普通货物运输行业引入安全生产托管服务的思考

针对日益突出普通货物运输安全生产有效监管问题,借鉴国内一些地区、行业对中小企业实施安全生产托管服务的成功经验,从三个有利于方面,探讨普通货物运输行业引入安全生产托管服务的必要性;提出制定政策、出台规定、建立体系等三个主要建议,以改进普通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改善整个行业安全生产状况。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行为经济罚的法律冲突与解决

本文通过分析《刑法》、新《海关法》和《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有关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经济罚的刑事罚则与行政罚则规定,指出存在的法律冲突所引起的理论和实践诸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期、近期和远期对策建议。

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外贸发展也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也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诞生了以互联网为工具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这一新的犯罪形式。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呈现出区域性特征明显、犯罪智能化程度较高、团伙作案、有组织化作案十分突出的特点。在侦查过程中,源头深挖难、收集犯罪主观故意证据难、收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较低是办案人员面临的主要难点,对此应采用深挖物流信息、多角度突破口供、加强网络取证技术等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之探讨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是指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 ,偷逃应缴税额 5万元以上的行为。要正确认定本罪 ,必须分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共犯与非共犯等界限。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 ,应着重研究“多次走私未经处理”以及《刑法》第 1 57条第 1款的适用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