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还是辩护：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内容提要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本文主张,只有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这一普遍性价值的实现时,也必须充分兼顾到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错位和启蒙的缺失上。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努力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发展,并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基于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伦理立场。世界主义将所有个人视为国际关系中正义的主体,认为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社群主义则把共同体看作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坚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及其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民间金融规制建设

社会人际关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中国乡村社会由于传统的共同价值观而沿袭特殊主义信任为主的模式,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根植于这种特殊主义信任的存续之中,民间金融规制应当充分体现这种信任模式,为民间借贷主体提供一个共同遵循的规则,包括塑造多元化的金融产权格局和创建有效性的民间金融市场。

沃尔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

沃尔策的立场是特殊主义的,而特殊主义容易导致相对主义。为了避免相对主义,沃尔策必须找到一条从特殊主义通达普遍主义的道路。对于沃尔策来说,这条道路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区分两种普遍主义,即"法则性的普遍主义"与"重复性的普遍主义";其次是提出"道德最少主义",以便从特殊的"厚的道德"中抽象出普遍的"薄的道德";最后是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以包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赋予了生产力新的内涵和特征,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与生产力相结合的产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并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辩证发展历程。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为矛盾问题精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全面阐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方位、实践基础、理论主题、时代意义,从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次重大创新之所以发生的深层逻辑结构,提供了一个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

中国研究的价值归依:普遍主义抑或特殊主义

在中国研究中或隐或显地存在两种价值倾向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按照韦伯和哈贝马斯的有关阐述,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前提下是可以进行批判、质疑、检讨的,价值领域中是可以借助于交往理性而建立起某些普遍共识的;就对于价值取向的意义而言,中国研究可以纳入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而从属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性对话,其价值归依,应该是在达成不同社会文化之价值取向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谋求普遍的价值共识.

论文化发展的辩证运动——超越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

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立 ,是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思潮及其所反映的特定的个人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 ,因而具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侵犯性和自卫性。从文化个体生成论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文化都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之上的现实的人 ,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各种建构过程的产物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你死我活的静止关系 ,而是前后递进、不断相互吸收和取长补短的生成发展关系。这种对于文化发展的辩证运动的理论视角 ,有利于我们扬弃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立 ,为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沟通和文化对话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本·德鲁德:普遍性和特殊性——全球城市比较的新视角

2024年5月30日,比利时鲁汶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本·德鲁德教授在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发表了题为“比较城市主义”的报告,德鲁德教授提出了城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命题,强调在比较城市时需平衡二者。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主题,并提出五种城市比较研究的范式,包括个性化比较、普遍化比较、变异发现比较、包容性比较和情境城市主义。通过具体案例,德鲁德教授展示了这些方法的应用。

“两个结合”:坚持和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及其原则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可以高度概括为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此种重大理论创新,高度凝练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动态发展进程中从“入中国本土”到“中国本土的”、从生发于欧洲语境下的“西式话语”到中国“本土话语”、从“中国化”到“化中国”的三重嬗变逻辑。进一步实现好“两个结合”,必须把握好中国具体实际的根本、确立结合点,寻求结合方式,以期摸索“两个结合”“双方优势结合”“双功能互补”的实践路径。

普遍性还是特殊性:解析艾伦·伍德的资本主义观

针对商业化解释模式对资本主义普遍合理性的吹捧,艾伦.伍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强调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性,指出它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政治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特殊性表现,在伍德看来,它掩饰并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伍德认为,由于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分配根本无法触动资本主义剥削的根基,并且推行资本主义体制的性价比日趋降低,生态的可持续也因资本主义而遭到破坏,所以不能对它报以过多幻想。伍德的资本主义观有利于提高我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推动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走出"唯生产力论"的窠臼,但也存在忽视资本主义普遍性的问题。

特殊主义、公共生活与普遍主义批判——沃尔泽政治哲学思想剖析

沃尔泽的特殊主义方法追求一种普遍主义哲学与一致性共同体之间的关联与均衡。普遍主义哲学"倾向于一种专制的方式",试图超越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哲学知识不具有政治相关性,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公共生活是道德共同体与法律共同体的统一,表现了沃尔泽政治哲学思想中最深层次的东西。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比较思想史的理论视角

任何伟大的理论均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而且必然具有普遍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坚持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有助于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有助于不断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有助于开展中外交流与和平对话,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和谐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民主宪政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

民主宪政的提出、争论和思考,应该是很好地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所面临的三个方面重大变化。对于民主宪政,既不能视为洪水猛兽,不加任何研判就代之以某种"主义"的旗帜简单加以拒绝,也不能视为灵丹妙药,以期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加以全盘接受。我们必须把民主宪政置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重视角中进行研究。

何种普遍主义，谁之特殊性？

在当代思想境况中，普遍性问题处于相当核心的位置。一个问题能引起普遍关注的基本前提，是这～问题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上，关涉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困境。因为关涉基本的生存困境，对这～问题的解释或最终的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普遍性问题的提出，一定连带着特殊性的问题。用一个通常的比喻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舍弃掉某一方，对方就不可能存在。或者用更哲学的语言说，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提出，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在当代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中，衍生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这一论争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常见的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等等。

普遍与特殊之间——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治史路径

侯外庐针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出发,在以特定"倾向律"的条件的满足以确立中西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同时,以满足条件的具体"路径"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治史的独特路径是在《资本论》自身理论结构与其早年从事过的翻译工作的影响下形成的,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在民族意识与史学理论上的自觉阶段的到来。

错误认同、文化霸权和普遍性匮乏——文化特殊主义的僵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批评甚多,而对文化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却往往忽视。把文化相对主义误读为文化普遍主义必然导致真正的普遍性的匮乏,而普遍性的缺失,将使多种文化的沟通成为不可能。消除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僵局,可能的途径是“求大同,存小异”———把一种独特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具体表达;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使文化交流得以可能,从而使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