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跨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纪念《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在人权领域的争议由来已久,《世界人权宣言》尝试以全人类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用尊严的名义统合多样性和差异。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尊严是人权共识的,则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首次以国际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人的尊严作为跨越人权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及《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也成为用跨文化对话达成人权共识的生动展现。在未来,让人的尊严成为一个有内容、有厚度的人权基础概念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长期以来,康德一直被描绘成一位纯粹的道德哲学家,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以及世界主义构想是康德哲学最为难以撼动的成就与结论之一。但是读者在康德哲学中也发现了诸多关于非白人种族的激烈且贬损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散见于康德不同时期关于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著作和讲稿之中。这种鲜明的反差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了康德的种族理论与其提倡的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及其世界主义构想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本文追溯了康德散见于各个文本种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以及康德的文本关于人种划分的胚芽和自然禀赋理论,梳理了讨论康德种族问题的文献脉络,尤其是吉米·雅布的终结性讨论,以期揭示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超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人权观——对《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再阐发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人权观之间的态度颇为暧昧,这为国际人权的对话与合作创造了条件,却也使得实质性成果无法取得。两种人权观有着各自的理论层次,在实践中有着各自的不同走向,这有其深层原因。破解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人权观争论的症结之后两者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可能。中国人权话语有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争论中突围的必要。充分利用历史传统和本土资源、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是突围的可行方案。

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托马斯·S·波普科维茨谈当代教育研究中的普遍主义与比较主义

在《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当代科学变革史》中,波普科维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实用型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教育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范式。所谓“实用的”知识似乎成为了各种社会弊病的万灵药,它超越了文化边界和认识论差异成为全球知识共同体的最新共识和共通情感。在这篇访谈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作为一种普遍推崇的“实用型研究”和它的发生机制、文化历史动力以及“理性系统”,意图揭示旨在推动人类普遍福祉的当代教育科学如何被它自身的比较主义所限制,以及此悖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碎片化知识和“后真相”时代中的知识/权力运行机制。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

随着里德学派(核心代表:里德、施佩曼、马夸德和吕贝)于40年代在德国实践哲学研究领域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得以复兴。面对当时流行的“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的对垒,赫费提倡一种“中介性立场”(不是折中的中间道路),即寻找沟通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康德道德哲学之间的桥梁。对赫费来说,此桥梁就是“判断力”。赫费令人信服地证明,康德式普遍主义立场为道德的应用敞开了广阔空间,而判断力正是道德法则在其应用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通过对行动过程不同阶段的划分,赫费分析了与经验有关的判断力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哪些环节不发挥作用。借此,面临新的时代伦理冲突,赫费提出一种容纳了判断力的普遍主义伦理学说。

理论认同与话语建构——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代价值的两个视角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明,传入各民族必先图存活、再徐图发展,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否契入各民族的传统之中,与民族文化相融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可能性、现实性和时代意义。在理论认同上,这一结合通过增强群众对理论的思想认同、心理认同、情感认同促进理论更好掌握群众。在话语建构上,这一结合一方面塑造了中国话语的独立自主性,赋予话语体系“更中国”的内涵意蕴;另一方面为中国话语提供文本支撑,赋予话语体系“更中国”的表达效果,使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更中国”。

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中国政治学建构的普遍主义进路

普遍主义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特性,政治学研究者不能因为所处文化差异或政治立场差异而推崇例外论或特殊论,把普遍主义搁置一旁。文化自觉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学术自觉则是一个科学命题,后者是中国政治学努力的目标。中国政治学要突破简单服务于政府和政党或国家意志的理论惯性,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沿着普遍主义进路,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信,确立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尊严和地位。

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对时下中国传统诗学研究四观念的再思考

本文基于历史主义立场,对时下中国传统诗学研究中流行的四个观念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在今人以文艺心理学讨论“情景交融”和以“优美”界定中国抒情传统的美学性质时,实际上是削华夏之足以合泰西之履,却忽视了作为“情景交融”真正观念基础的相关系统论和传统诗学境界可能既无从以西方美学之优美、亦无从以其之崇高概括的独特性质。此外,在学界以“意境”作为中国诗学之核心审美范畴,以及以“再现”/“表现”之二分法对比中西诗学传统时,有时又不免为寻求对照西方文化“反命题的平行或对应”,而忽略了中国诗学本身的历史脉络。作者将上述两种倾向统称为有违历史主义的普遍主义。而此普遍主义的形成,又皆出于与西方理论之纠结。本文的题旨则在吁求向历史主义的回归。

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判断与研究范式: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比较教育学研究是否存在价值判断，以及如何排除价值观介入可能带来研究偏差作为中心问题，分析了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及方法。

超越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在 2 0世纪盛行 ,从知识学的内在层面来看 ,它是文化普遍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学的外在层面来看 ,又与 2 0世纪特定的社会文化危机密切相关。文化相对主义有两个理论误区 :否定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历史的进步性。在文化认同和建构上 ,必须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 。

通向普遍主义的艰难之路:中国城镇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分析

中国城镇的失业保险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护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覆盖面依然不广,到2004年末仅仅覆盖了不足一半的非公务员从业人员;而且,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在近五年内呈现下滑的态势。失业保险在事业单位中扩展覆盖面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企业化管理从业人员中的覆盖率却逐年下降。造成这一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业保险的制度设计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参保人资格限定上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职工”范畴、给付水平的济贫实践打击了高收入者的参保积极性。

拒斥还是辩护：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内容提要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

普遍主义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原则。二战以后,根据这个原则西方国家创建了以北欧为代表的覆盖全体公民、综合各种福利项目的福利模式;同时西欧国家开创了如公民权、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理念,其理念是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几十年后,许多新福利思想已经创造了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这些理论是否拓展和促进了福利国家及其原则?事实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被逐渐丢掉其核心价值,代之以更实用的、折中的、妥协的福利理论,这些已经远离普遍主义的宗旨;即使依据这些新的理论,西方国家也难以走出困境的怪圈。

普遍主义之种种

为了更好地理解"普遍主义"以及类似的概念,更好地理解、参与和应对与此有关的学术界内外的争论,有必要对普遍主义的种种类型进行分析。普遍主义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在世俗普遍主义中,有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也有以观念的涉及范围为核心的普遍主义。在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中,有以单个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普遍主义和以价值体系或诸多价值排序方式为核心的文化普遍主义;在价值普遍主义中,有强调交往的普遍意义的对话普遍主义和以为某人或某民族是可以单方面或独白地决定什么东西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独白普遍主义。为了在主张普遍主义的同时避免西方中心论,必须把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通过观念层面的沟通和现实层面的来往这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而在未来的共同实践中建构起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论全纳教育的普遍主义困境

自1994年西班牙萨拉曼卡世界特殊教育需要大会上提出全纳教育理念,至今已近20年,但由于全纳教育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特殊教育去标签化催动,全纳教育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难以抹去的普遍主义情结,而此种普遍主义面临着三个困境: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质疑、外延过于宽泛、理论和实践相分离。这样的困境也反映在了我国的全纳教育研究和实践之中。

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的困境——伯林的自由思想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

以原子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规则普遍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 。

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