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学与操心本体论——对普遍伦理规范的一个探求

新兴的关怀伦理学从批判传统伦理学出发,希望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更优替代。传统伦理学预设了原子化个体并把自主性作为目标,关怀伦理学则强调生存所必需的关怀经验和人的相互依赖,并以此为新的伦理范型的基础和旨归。但是关怀伦理学面临两个难题:关怀作为传统的女性经验,为何应提升为人类普遍的伦理范式?发生在私领域的关怀,是否应该成为公领域的道德考虑?回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澄清关怀的存在论含义。可以运用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存在论基础,因为操心本体论把关怀或操心(care)揭示为人的普遍本质,生存即筹划自身可能性的活动,而人作为在世的与人共在,本就内在地相互关联。关怀伦理学也启示出了操心本体论所蕴含的伦理向度,展开了生存论伦理学的一个可能性。

关于建立普遍伦理的思考

随着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核威胁问题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不少组织和个人开始了寻求建立“普遍伦理”的种种努力。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８日～９月４日，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２０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首次发表宣言《全球...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普遍伦理与大学德育

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道德危机强化了人们对普遍伦理的追求 ,这也对大学德育提出了挑战。普遍伦理应成为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 ,而大学德育又是建立和推行普遍伦理的机制之一。普遍伦理促使大学德育建构新的理念 :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 ,开放、民主、宽容的精神 ,自主、对话。

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 ,它可以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与佛教文化相并立。儒家仁学 ,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 ,是儒学的精华 ,最具有普世性 ,它可以为人类普遍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石 ,培养爱心 ,扩充爱心 ,是建设道德文明的基础性工程 ,建设普遍伦理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是将爱心扩充到全人类。儒家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 ,视天下犹一家 ,人类只有具备了此种情感和意识 ,普遍伦理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同样 ,通和之学用之于道德 ,便要求打破以邻为壑的狭隘性 ,淡化族群仇恨心理 ,实现真正的博爱。总之 ,儒家仁学 ,包括它的仁爱通和之学 。

关于普遍伦理问题研讨综述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提出了普遍伦理问题。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称：“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共识。”宣言的起草人、当代普遍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这样一种在“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研究“普遍伦理计划”。

普遍伦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异化问题探讨及对策

本文首先诠释了普遍伦理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指出了目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异化现象,认为造成这些异化问题的原因是缺乏在国际化过程中各国都应遵守的普遍伦理规则,并对如何建构这种普遍伦理规则作了尝试性分析,以保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正常秩序.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理性的变式不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同样态的普遍伦理, 而且使道德哲学呈现出从形而上的论证转向一种后形而上论证的发展趋向。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

普遍伦理的寻求:康德普遍理性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反思

普遍伦理是一个具有浓厚康德色彩的问题,当康德发问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何以可能时,标志着普遍伦理奠基问题的开始。康德以先验的实践理性为基础,实现了道德主体性和普遍性二者之间的沟通,完成了人类寻求普遍伦理的理想。康德理论是极具代表性、标志性的理论,而且是基石性的理论,对后来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普遍伦理谋划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在普遍伦理讨论十分激烈的当下,对康德普遍理性主义道德体系进行深入探索,对开展普遍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普遍伦理质疑的质疑——兼论从普遍伦理看道德信仰的根据

信仰的终极性决定了道德信仰的对象应当具有可普遍化的规范或价值。普遍伦理的诉求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前提,它既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对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积极回应。求异避同的传统单向思维是质疑普遍伦理的方法论症结。

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

当前 ,对普遍伦理的理解和关注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普遍伦理与东西文化的关系以及其与孔子恕道之间的关系若何 ?这都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对人工流产问题上的“普遍伦理”的思考

在人工流产问题上存在着世界范围的“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普遍伦理”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建立世界范围内关于人工流产的“普遍伦理”的基本途径。

普遍伦理如何可能?——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验及其启示

犹太教社会的伦理,通常称之为宗教伦理;与此对应,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伦理,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宗族伦理。在犹太教中,伦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种律法,比如摩西十诫;在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这种律法即体现为族训和族规。换言之,这样一种伦理与法律密切相关,符合伦理的生活也就是符合法律的生活。同时,这样一种亦伦亦法的生活准则又通过教育得到落实。普遍伦理只有在法律和教育的担保下才能够实现或成为可能。这样一种伦理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已为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从儒家伦理看普遍伦理的建立理路

能否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以及如何来建立这种普遍伦理是目前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认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是一项非常艰巨异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区域伦理”,而是跨越地区和国界的力求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世界伦理”.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三纲与三种秩序:社会秩序重构的普遍伦理

汉代以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伦理逐步成为中国儒家宗法社会下的核心伦理。16世纪时,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了三种秩序理论。尽管相距一千多年,三纲伦理与三种秩序理论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封建社会解体或等级社会衰落的背景下,都对君臣、父子和夫妇三种伦理关系进行了重新规范,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旨在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前现代社会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普遍伦理。

“普遍伦理”问题的“科学”背景与视域

“科学”已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这种时代特征,而且科学与伦理学具有内在的关系和统一性。普遍伦理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反映着科学对伦理学的影响以及伦理学理论的科学背景,从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视域来考察和梳理普遍伦理问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伦理学理论及其问题,并对进一步思考和处理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更深层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