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史:文化“普遍史”的隐喻——温克尔曼与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念

温克尔曼风格史观念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有密切关系。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维柯、卢梭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试图通过编撰包罗万象的文化“普遍史”,揭示人类理性演进的轨迹。温克尔曼深受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不过,他把研究注意力放在造型艺术上。温克尔曼把艺术史看成是恢宏的文化“普遍史”的隐喻,“普遍史”繁杂多变,但经过艺术史这面聚焦镜,深沉的历史逻辑、人类理性的进展就能得到异常清楚的呈现。《古代艺术史》是一部浓缩了文化史内涵的艺术风格史。温克尔曼为近代西方艺术史学建构了风格史的范型。而他的文化“普遍史”理想在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实现,形成了西方近代艺术史学的温克尔曼—布克哈特传统。

关于普遍史的论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兼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代关于普遍史的论证方式至少有三种,这些论证都建立在对人性改造具有可能性的基础之上,也是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性的产物。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如果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这个整全性学说本身的理论逻辑对错,都将窒息人类长远的发展。因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有其内在的错误。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

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实质是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和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从俄国革命所提供的"俄国道路"与"俄国方式"到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史观到普遍史观的回归。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东方社会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和"体制嬗变"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研究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但逮至20世纪末,这个态势丕变;研究水平的提升与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其跃居史学的次领域。拙文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首先,拟取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作为分析的起始点,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20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曼德维尔游记》里的中国——“普遍史”视角的考察

中世纪欧洲的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以"普遍史"为总的思维框架,将东方的中国塑造成一种多面形象:东方的中国与基督教世界因"诺亚"而同渊源,但也因"诺亚三子"之异而彼此本质上有别;东方的中国的"汗"是上帝意志的践行者;东方的中国承担基督教世界赋予的"圣地拯救者"的角色,拥有至高无上的财富、技艺与国力。这一形象的多面之间并不矛盾,而是恰恰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自我认知与诉求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基督教世界在信仰上自居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在自身之外寻求最强大的拯救圣地的力量。曼德维尔的东方的中国"惊异之事"叙述正符合寻求这种拯救力量的逻辑,因而不应被视作"东方主义"式叙事;而其"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也因此在使用上有其限度。曼德维尔的叙事表明,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世界历史"观以圣地为世界中心,以上帝创世而非"史前时代"为起点,以信仰而非我们的"求真"目标为目标。以"普遍史"为视角考察曼德维尔的中国叙事,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中世纪欧洲"世界历史"观的认知,更可以更新我们对曼德维尔笔下的东方的中国形象的认识。

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史学叙事,大历史深深根植于西方人对普遍历史的追求中。从古希腊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2010年,大历史的奠基人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当前的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可以被称作科学的普遍史。本文从西方普遍史的传统入手,分析了大历史与其他普遍史的异同,并重点强调了大历史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历史在实践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指出大历史在描述人类历史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还应去重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论康德的普遍史理念

康德依据目的论的判断构筑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种目的论的判断旨在统一自然与人、必然与自由,并把这种全体的统一视为人的存在的第一原理。人的历史显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结构关系,而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人类历史是自然的计划和人的自由的实现。自然不仅拥有极其隐蔽的意图,而且试图通过人的行动,即合目的的自由意志来逐渐实现植根于人的自由的道德人格。康德历史哲学具有双重底蕴:一方面,倡导实现永久和平,贯彻普遍法,建设公民社会和国际联盟;另一方面,倡导实施普遍的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人格,创建"人间神国"这一目的王国。

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三重视野

传统、现代、后现代三重视野并非简单地历史分期,而是女性主义哲学在不同阶段对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规律总结。传统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源于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批判,具有"她史"的特点。现代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在福柯的现代性哲学的指导下,更加强调"理性"和"主体性",这一时期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史"特点。后现代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具有"普遍史"的特点,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尤其强调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文化多元性。"她史"对"性别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对自身的反思中推动了社会性别视角进入史学。性别史具有后现代的倾向,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影响了性别史理论。普遍史的发展是以她史为基础的,普遍史对她史是批判性的继承。

性别视角下的集体记忆——格尔达·勒纳女性主义历史记忆理论探究

格尔达·勒纳是20世纪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女性历史研究的发起者,美国现代女性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勒纳对女性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她通过微观实证发掘了曾经被忽略的女性的历史,而且在于她对女性历史研究的多重理论思考。本文旨在通过对勒纳的女性主义历史记忆理论的梳理与研究,阐述女性集体记忆缺失,为何缺失,以及集体记忆的意义,并试图从"普遍史"的角度思考女性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 2 0世纪 3 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一 )新材料的发现 ,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 ,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 ,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观念 ,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二 )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 ,可以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就是新史料运用新史学的实践的结果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 ;二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

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到三个普遍史论者,却混为一谈。近代关于普遍史的论证方式至少有三种,这些论证都建立在对人性改造具有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要批判福山有五个方面的难度,但总而言之,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如果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这个整全性学说本身的理论逻辑对错,都将窒息人类长远的发展。

一种关于世界史观念的历史考察

世界史观念有怎样的来历?在对思想史材料作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性概括和分析,结果发现,近代以来,世界史观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到20世纪以前,这个时期的世界史观念是一元的、进步的和乐观主义的,思辨多于分析,并通常带有目的论指向,可称为"哥德巴赫式猜想"式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一是分析性的批判,二是思辨性的重建,实质是对普遍史观念所作的反思,可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式的。20世纪下半叶以降为第三阶段,表现为全球史观,可称为"哥伦布式交流"式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表现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张力的逐步减弱。

构建整体社会史的学术使命

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中,社会史学者大都在整体史的旗帜下力图将社会史研究推向纵深,但整体史的具体内涵只有在不断的史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在近几年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否定性思维确定整体史非"普遍史"、整体史不能"碎片化",接着人们还需要通过肯定性思维确立整体史的学术使命,即思维方式的更新,包括历史理念、知识结构、观察视角、史料样式,等等。以社会史的史料发掘与考证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整体史的构建是在不断改变内部要素以适应整体的结构性更新,许多人们并不陌生的传统和其他领域的方法则是借以更新的基本资源。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自由民主制度是否能关上历史之门?

在世界政体剧变的20世纪,福山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的"历史终结论",他指出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且历史会终结于社会的某一形态即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本书中,福山分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等。但自由民主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关上历史之门、意识形态是终结还是发展、福山理论存在的困境,这些都已成为验证"历史终结论"的关键,历史并不会因自由民主制度而终结。

文明论视域下的中西历史演化叙事模式比较

对人类历史作出整体描述,这在中西历史叙述史上都是重要的传统,并因文明视域的差异而形成普遍史与循环史的不同叙述模式。西方普遍史将“非西方”降格为历史总体进程中的低级阶段从而将其纳入以西方为“历史终结”的“普世文明话语”中,其实质是一种殖民与驯化。中国历史循环观是“天下”观念下“大一统”政治图景的历史表现,建构了历史演进中断裂与连续之间的张力,彰显了传统史学“形而上学”与“实际历史”之间的辩证法。

福山“历史终结论”及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普遍史的角度,认为历史具有方向性,同时也具有终结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观点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把它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历史终结的理论和证据——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详尽论述了其历史终结理论。该书的论证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缺陷。首先,在＂历史终结＂和＂自由民主＂这两个核心概念上,作者难以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其次,作者在论证历史发展机制时,片面引用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在理论上主观而薄弱,不能被历史发展所证实。最后,当理论与现实相违背时,他补充了新的解释,但这样又与总论点产生了矛盾。冷战后至今的历史进程对福山的理论提出挑战,值得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