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哈贝马斯普遍性道德原则比较研究

１８世纪的康德和２０世纪的哈贝马斯在不同的条件下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理性的危机，使他们肩负着相同的使命——重振理性，并由此走上了伦理学，在伦理学中坚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他们都以理性、人的主体性作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基础、前提，但是由于对作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基础的理性的理解、对普遍性道德原则的主体构成的规定、对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解释的不同，使他们的普遍性道德原则具有不同的特征：前者表现为封闭性、命令性和理想性，后者则表现为开放性、公正性和现实性。

普遍性的寻求——哈贝马斯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意义与局限

作为对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合理性建构了其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这种普遍性的寻求与获得的方式,为我们的伦理价值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他在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获得提供新的社会学前提、进而回应韦伯隐忧的同时,力图重新确立规范的合理性基础,并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伦理建构理路。然而也就在启示我们从交往互动的现实生活中累积理性道德原则的同时,又凸现了其伦理设计的局限性特征。

应用与实践智慧——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及其诠释学解决

道德普遍性例外是康德主义伦理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经由对话伦理学的关注与讨论被归结为"证立"和"应用"之间关系问题。从应用角度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随着哲学诠释学意识在当代的勃兴而成为对话伦理学倡导者的优先选择。对话伦理学借用诠释学的应用原则,通过刻意强调特殊语境下的规范适当性,以解决道德的普遍规范与实践的特殊情形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然而,由于对话伦理学依然将应用理解为道德知识的实际使用,而非在道德行动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智慧,因而,对话伦理学对诠释学应用问题的借用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反而使自身落入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二元区分之陷阱中。在应用问题上正本清源,回归诠释学的真实洞见,将例外理解为特殊道德语境下不断获得具体化内容的道德行为方式,并以此纾解证立与应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方是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的正确道路。

道德普遍性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吗?

生物进化论者和支持进化论的哲学家主张人类社会的一些固有道德倾向和道德准则都是进化适应的结果。但道德相对主义者强调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所塑造的道德存在巨大差异,反对进化能产生单一、普遍性的道德标准。现有的进化伦理学观点表明,道德行为和具体道德准则都经历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部分基因和神经系统的进化引起了道德行为在人类种群中的发展。可以说,道德行为的扩散是扩展适应的结果,而道德规范的形成又源于道德行为在文化群体内的传播,将道德视为一种用于规范行为的扩展适应工具,能够为道德的普遍性提供合理的辩护依据。

试说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从SA8000说起

SA8000标准是市场迫使企业确立的全新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标示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价值。道德法则普遍性就是认肯与追求一种普遍绝对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并视这种道德原则规范有普遍绝对的有效性。它使得人类相互之间能够互相沟通求同存异,有利于建造一个和平健康的和谐世界。

权利与责任对等:道德成本为何不能普遍化?——对张刚博士“道德成本”批评之回应

张刚博士对《道德成本初论》展开批评的直接目的,是否定"道德成本"命题,其切入方法,是分别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否定"道德成本"概念。然而,张博士的批评却没有站在《道德成本论》所彰显的特定"论域"层面来展开,因而,其整个批评造成了对"道德成本"概念及其基本理念的根本误解和全面曲解。其实"道德成本"问题,不是宣扬实利主义的经济学计算,而是企图通过对"道德成本"这一普遍生存事实的全方位揭示,来探索一种社会道德疾病诊断与治疗的伦理学方法,来构建一种社会道德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社会学理论,为这个道德退隐的时代,启蒙道德,呼唤道德的生存行为到场,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重塑人性光辉的综合激励的社会动员方式。

超越道德相对主义——以道德社会学为进路

全球化使道德相对主义日益逼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就道德相对主义认为特定的道德只能在其产生作用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来认识与理解,因而反对以自己社会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其他社会的道德实践而言,它与道德社会学可以说是意旨相通;但是它没有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于是最终落得在"地球村"的新社会条件下,徒劳地固守在隔绝状态之下产生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那种特殊道德,进而否定人类普遍道德的存在可能,陷入特殊主义的陷阱。在全球化已经在客观事实的意义上使全人类成为"祸福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下,为了使这个"命运共同体"从客观上的"同命运"进一步上升到精神上的"共命运",我们必须去寻求确立一种与这种客观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普遍性道德,而"主体间关系"则是这种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

新加坡当前小学道德教育教学方法探析

新加坡当前小学道德教育教学方法探析朱和胜三十多年来，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家，在社会生活包括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时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加坡掀起了新一轮道德教育改革的高潮。改革涉及的面是广泛...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群体选择理论与道德的普遍性

从道德普遍性的角度看,群体选择进化理论构建的道德模型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可能相容于群体选择理论的两种模型——强道德实在论模型和理性逻辑推扩自然情感的模型——均不能解释道德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二,由新达尔文主义者弗兰斯.德.沃尔提出的、可能相容于群体选择理论的解释道德"应该"的模式不能充分说明道德为什么是普遍的。

试论道德金规则的普遍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推己及人的思想在许多文化中都有所反映,它被称为检验道德行为的道德金规则。而道德金规则的普遍性有多广,是其"金"的具体体现。通过对道德金规则"金"在何处这个问题的讨论,揭示人的群性行为要适用道德金规则,需要以作为动机的"不欲"为出发点,并用"己""他"对称的方式作为衡量标准。道德金规则的"金"并不体现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而是体现在对它所涉领域的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对道德金规则的适用需要尊重文化差异,同时也要避免落入道德相对主义的陷阱。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

本文在"轴心时代"的背景下,说明孔子和苏格拉底如何对人类的共同目标和首先精神所做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可比性表现在三个:德性的统一性,首先的知识性和德性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