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

本文从《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内在论述逻辑着手,探索重读这个"活着的历史文献"的理论可能性。作者指出,《讲话》的文艺观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提供了政治自律性内部对文艺的规定,同时也为日后国家-社会关系中重建文艺的一般关系提供了契机。本文进而着重分析了《讲话》文艺观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内涵,试图在当代语境下对毛泽东"普遍的启蒙"观念做出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作为革命机器一部分的文艺文化工作者,承担教育者和服务者的双重功能,其先锋性和终极意义取决于他们同历史总体性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教化功能和伦理建构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边区乐教新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足于1940年代中国抗日救亡的实际,充分吸取“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普遍的启蒙”的哲学命题,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教育哲学,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等古典乐教观念有相通之处。《讲话》促进了边区“革命民歌”的大量创作,促进了边区“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使当时如火如荼的“新音乐运动”发生了工作作风的转变,边区的乐教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讨论《讲话》之后边区乐教的嬗变,其问题意识不仅是文艺思想的,也是政治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