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能力与普遍规范

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为指向,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既基于内在的人性能力,又本于外在的普遍规范。作为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条件,人性能力与普遍规范本身存在内在的关联。规范系统离开了人性能力,往往容易导向抽象化、形式化,并失去现实的生命力;人性能力无规范系统的范导,则每每难以避免任意性、偶然性,并可能由此失去自觉的品格。正是在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的互动中,成己与成物的过程达到了创造性、个体性、现实性与程序性、普遍性、自觉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同时为意义世界的生成提供了具体的担保。

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规范与商谈原则

哈贝马斯提出商谈原则来建构普遍规范,其中商谈原则提供普遍规范的形式,而自我和他者商谈的结果提供普遍规范的内容。然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受到"商谈两难"的质疑,如果商谈原则只能给出规范的形式,就显得太弱并且违背人们的日常道德直觉;如果商谈原则给出规范的内容,又削弱了他者在商谈中的作用。对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一个改进策略,就是从商谈本身出发,通过先验论证的方式就能建构普遍规范,并且这些规范是他者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关怀伦理学与操心本体论——对普遍伦理规范的一个探求

新兴的关怀伦理学从批判传统伦理学出发,希望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更优替代。传统伦理学预设了原子化个体并把自主性作为目标,关怀伦理学则强调生存所必需的关怀经验和人的相互依赖,并以此为新的伦理范型的基础和旨归。但是关怀伦理学面临两个难题:关怀作为传统的女性经验,为何应提升为人类普遍的伦理范式?发生在私领域的关怀,是否应该成为公领域的道德考虑?回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澄清关怀的存在论含义。可以运用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存在论基础,因为操心本体论把关怀或操心(care)揭示为人的普遍本质,生存即筹划自身可能性的活动,而人作为在世的与人共在,本就内在地相互关联。关怀伦理学也启示出了操心本体论所蕴含的伦理向度,展开了生存论伦理学的一个可能性。

普遍规范的形成——黑格尔法哲学意志概念的规范话语解读

意志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近代政治哲学家们试图以意志为基础来建构普遍的政治规范,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成功。黑格尔通过对意志概念的改造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规定了意志的不同环节,为意志补充了伦理的内容,以此建立起真正普遍的规范,并批判了建立在抽象意志基础上的近代政治学说。黑格尔的普遍规范既是对自由的理论总结,也回应了时代困境,总体上可以被看作应对启蒙的一揽子方案。

普遍规范与特殊因素:中国高校教师入职评价研究

本文从“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中国高水平大学研究型教师岗位的就职”这样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出发，考察普遍规范和特殊因素如何影响高校教师的学术人职。通过对就职前科研成果、博士毕业院系、导师声望、海外经历、留校任教等因素的定量研究，本文发现体现普遍规范的学术产出的影响具有学科差异，反映社会文化等影响的特殊因素对高校教师入职有显著作用。文章具体分析了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学术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校教师学术任职的特殊作用。

论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与普遍主义规范的关系

从科学评审机制的角度分析,认为完全匿名评审机制中"马太效应"现象与默顿普遍主义规范无关系,非完全匿名评审机制以及完全公开评审机制中,当引起"马太效应"现象产生的优势因素符合能力评判标准,并且在公正、公平的评审环境下发挥作用时,"马太效应"现象与默顿普遍主义规范的关系相一致,反之,"马太效应"现象则与默顿普遍主义规范几乎都是相背离的。

默顿学派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经验性研究

本文较系统地考察了默顿学派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经验性研究,阐述了默顿和朱克曼对期刊文章的评议模式的研究、科尔兄弟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分配的同行评议制度的研究、加斯顿对英美科学界奖励系统的研究和该学派对"特殊主义"的界定与研究。

“狂欢”与“孤独”——网络文际交流悖论的审美反思

网络文际交流生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大型对话”场景,从而赋予参与者以“狂欢式”的审美体验。但与此同时,多极式交流格局对意义多元化的过度张扬又造成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缺席,导致网络空间面临着成为“孤独的陌生人”栖居地带的危机。网络文际交流中“狂欢”与“孤独”并存的悖论表明,由网络超文本的平面化特征所引发的泛审美意识正酝酿着将交流活动转化为纯粹形式游戏的非理性冲动,由此进一步揭示出在网络时代的技术进步与人类审美化交流关系的失衡问题。对此,只有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在科技创新的旋律中渗入原点性的人文情怀,方可尽量遏制网络技术中的非人性因素,实现与审美化交流境界的紧密连结。

反思默顿的普遍主义规范

从科学观、知识观、科学家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等视角重新审视默顿的普遍主义规范是非常必要的。默顿的普遍主义规范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来自内在的知识观和外在的社会文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不断被揭示出来的新类型的知识使普遍主义规范难以适用,另一方面普遍主义规范在中国还遭遇着文化的障碍。无论是从应然还是从实然层面看,默顿的普遍主义规范都应做适当修正、补充或拓展,以兼顾公平和效率,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持续、高效发展。

理性看待刑法

刑法仅是调整社会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对刑法与犯罪、刑罚的痛苦性与罪犯的人权保障、刑法的规范性与对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使刑法承担了超出其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从而影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

发展的价值规范与实践可行性——德尼·古莱与阿玛蒂亚·森的发展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发展伦理作为发展研究的新兴课题日益凸显,阿玛蒂亚.森与德尼.古莱是当前研究发展伦理思想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前者的"发展即自由"理论将发展看做是扩展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综合过程,强调如何将发展的价值融入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后者将发展伦理学看作"一种实践",强调各国在制定以及实施发展政策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如何运作发展的价值规范。两人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视角都对"发展伦理"问题作出了相当精辟同时极为有见地的分析探讨,并不谋而合的论证了发展价值性的普遍前提性规范及其实践可行性,但是两人探讨视角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由此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视角在解决发展伦理问题时的各自优势和缺陷。据此,我们将从普遍价值规范视角和实践可行性维度提出"发展伦理"合理性的两大原则规范。

默顿规范——高教研究工作者的科学精神气质

普遍性规范、公有性规范、无私利性规范和合理的怀疑性规范四条规范被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当代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引导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高教研究工作者如果要履行好这一重大责任,就须用科学的精神气质约束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创新高等教育理念,发现高等教育规律,引领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敌人还是朋友: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论

普遍性人权的内容并不是指人权的内容、种类和范围的一成不变,而是指享有人权的主体、人权的价值和人权的内容标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实践层面上,联合国的宪章机制和条约机制都对国际人权公约在国内的实施以及联合国确立的人权精神在国内的遵守情况起到了监督和促进的作用。跨国法院的设立为落实普遍性人权条款设置了制度性的保障。文化相对主义则是以文化作为权利的来源反对统一性的人权保障制度和规范。本文尝试从概念和具体法律实践的视角审视并调和两者间的关系。

就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万俊人教授商榷——以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思想为中心

在《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万俊人教授认为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在现代性道德文化语境内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不仅在根本上误读了麦金太尔的思想,而且基于此种误读寻求的"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掩盖了美德伦理原本应该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万俊人教授文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辨析,阐明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跳出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站在整个西方道德文化传统的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揭示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对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并指出一种符合人类道德生活客观实际的道德探究方法,即美德伦理探究方法。

批判与重构:马克思与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思想关系

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区分以及转化,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及其性质、内容等问题的重要理论环节。但我们不宜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国家学说之间进行简单划界抑或过于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渊源。秉持基本的思想史和理论史研究立场,并基于文本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以及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想都与马克思批判和清理黑格尔国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思想关联,可在后者的思想语境中得到理解,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批判和重构。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的保守性和观念论性质,创立了建立在以实践活动为根据的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对于克服现代世界的分裂和重建普遍规范的时代任务而言,马克思的社会重建方案相比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理想,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

文化价值观、社会网络与普惠型公民参与

活跃的公民参与不仅有利于政治发展,而且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力。基于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普惠型公民参与——即那种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公民参与——的影响机制:包括该机制的具体路径以及文化价值观对该机制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通过给行动者提供参与所需的资源是个人层次社会网络促进普惠型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路径;倡导社会共融的价值观能够加强社会网络对普惠型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

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立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价值承诺,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公正与合作共赢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天下”观念蕴含着卓越的智慧与理想,对转变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想象具有丰富的启示。但传统的天下观也需要正视其历史衰落的命运及教训。经由创造性的转化,克服其华夏中心主义的局限,进而发展为新的世界主义,这是天下理想在当代获得复兴的最可期许的希望。新世界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包含文化遭遇论的视野、跨文化建构的普遍主义规范以及一个“共建的世界”的全球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