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

以“抽象的普遍性”和“绝对的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都会陷入知性思维的误区。要准确理解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就应该辩证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思想入手进行考察。这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化的共同内涵及必然性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够走自己的路”两个重大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因为我们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赓续和更新中华文明。但这不是对特殊性的片面强调,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定位中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自主探索具有普遍性,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人的尊严:跨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纪念《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在人权领域的争议由来已久,《世界人权宣言》尝试以全人类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用尊严的名义统合多样性和差异。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尊严是人权共识的,则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首次以国际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人的尊严作为跨越人权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及《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也成为用跨文化对话达成人权共识的生动展现。在未来,让人的尊严成为一个有内容、有厚度的人权基础概念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普遍服务义务及其私法实现——兼论《民法典》第494条内蕴的公法与私法关系

《民法典》第494条规定了三种强制缔约方式,其第2款为落实普遍服务义务最重要的私法措施。普遍服务义务的性质为最终由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行政给付义务,并非市场主体的义务。其正当性源于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对“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新要求、因国家职能变迁而兴起的“担保国家”观念、部分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属性等。普遍服务义务的设置需厘定公私畛域,防范企业不当扩张自然垄断的范围,从而阻碍市场化进程。依我国现行法,特定企业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为法定义务,并非其社会责任。我国有必要承认间接强制缔约理论,在所有公共事业领域类推适用电力、电信和邮政领域的普遍服务规范。普遍服务的义务人应获得基金补贴,而不应通过其业务获得交叉补贴。普遍服务义务的实现程度受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双重限制,故强制要约义务原则上不宜强制履行;在强制承诺时,相对人的要约必须合理。违反强制承诺义务的,义务人应承担缔约义务,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旨在探究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问题,需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来解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代化史具有典型性。中国现代化史包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一种是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产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联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三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清晰地呈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意义就在于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在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在当代,这种普遍性的具体性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从而证明: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是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外反应与自身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论断,对于这个论断需要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来认识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对西方的认识和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华民族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当前,崛起的中国和作为整体的西方需要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增强相互的认识和了解,为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普遍的逻辑该如何关乎个体对象: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

研究逻辑史的学者们在比较现代与传统逻辑之间的差异时,视角往往聚焦于现代逻辑在处理关系以及多量词命题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忽略了个体对象、名字以及单称命题的作用。逻辑作为一门普遍学科如何关乎个体对象,是一个可以借此梳理和对比传统与现代逻辑的问题。可以看到,传统逻辑选择避免讨论个体甚至衍生出了一套“化个体为普遍”的理论及方法;而现代逻辑则肯定了个体、名字和单称命题的逻辑表现,乃至它们在表达逻辑普遍性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逻辑普遍性因此就和个体的给出方式,也就是传统逻辑对名字的“类名化”处理以及现代逻辑对个体变元的使用,息息相关。所以逻辑学虽然是关乎思维内容的学问,同时也更加关注表达思维内容的不同方式,特别是由语言形式本身的改变而带来对逻辑普遍性的全新理解。

本质主义普遍性的拒斥----《庄子·齐物论》第12节解读

庄子对“物之所同是”的拒斥和否定,显示了与孟子肯定“心之所同然”的不同意蕴。庄子否定认知主义的普遍性,其实质是否定了本质主义的普遍性。但庄子并没有否定普遍性本身,而是捍卫了个体主义普遍性,即个体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与孟子的本质主义普遍性相比,庄子的个体主义普遍性更为契合当代政治哲学的自由向度。

发明“花街”与“北京”之外的普遍性世界——徐则臣小说论

作家徐则臣在他的小说地图中建构了一个从“花街”到“北京”,再出发“到世界去”的系列叙事,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变迁。本文尝试打通徐则臣的小说世界,在“离去—归来—离去”的小说叙事模式中对“花街”“北京”和“世界”三重空间进行整体性观照。作家正是经由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地方经验的“花街叙事”和“北京叙事”,发明了一个“到世界去”的普遍性世界,弥合了存在于“花街”与“北京”等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

论道德观念普遍认同的合理性条件

主体冲突的根源之一是缺失社会共识的道德观念,而该观念又依据合情合理的条件。对此,尽管许多有担当的道德哲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形成了诸多富有影响的道德理论,但总体而言,传统的道义论、自私论、功利论等道德观念仍然难以被普遍认同,根本原因在于构建这些观念的有知条件或无知条件的固有缺陷;相反,“暂时无知”条件具有促生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的价值合理性,而且约束的主体广泛性、限制的时空普遍性、达成的结论一致性等彰显了“暂时无知”条件的现实可行性。探究道德观念普遍认同的条件,对于促生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缓解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张、推进美好生活实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敞开算法工业:新物质主义视角下作为“普遍美学”的电影算法工业美学

电影算法工业美学的提出是对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扩展与典型理论实践。其内蕴的“物质之维”有着明显的“物转向”特征。通过引入新物质主义加以考察,可以总结其三层面的物转向特征:生产层面算法本体的物质性,流通层面的界面效应,消费层面超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关怀与批判。借由上述特征,可尝试提出电影算法工业美学超越主体间性,作为“普遍美学”的可能。即普遍的能动性、普遍的互操作性与普遍的可扩展性,为其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一个更为多元的讨论场域。

融贯性的寻求——鲍桑葵对卢梭“普遍意志”概念的批判性阐释

在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中,个别意志会与普遍意志相悖,个人利益可以违背共同利益,因为履行义务可能是一种负担,最终成为非正义的存在,长此以往将造成共同体的覆灭。英国观念论者鲍桑葵则用融贯性理论—有机整体国家观来阐释卢梭的普遍意志,认为普遍意志并非一种无法遏制的追求利益的冲动;相反,诉诸普遍意志是理性无法根除的冲动和需求,即使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但理性存在者由于具有趋向融贯性的理性冲动,仍然会将个别意志带向普遍意志、带向共同体,不同的个别意志需要纳入一个更加融贯完备的普遍意志中,才能保证自我完善的同时促进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完善。

士林作为“韩国新儒家书院”“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魂——一个基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评估与决议文本的分析

自九所“韩国新儒家书院”作为系列遗产于2019年刻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国内学界在植根于中国书院的“韩国新儒家书院”的历史发展叙事研究、东亚教育圈中的“韩国新儒家书院”教育制度文化审视、基于“韩国新儒家书院”的性理学文脉梳理以及“韩国新儒家书院”的建筑风格考察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问题则未能予以深究。有鉴于此,本文围绕“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核心概念,基于“韩国新儒家书院”系列文化遗产申报、评估与决议文本的分析,从六个方面聚焦韩国书院所呈现的“士林”现象,揭示士林乃是“韩国新儒家书院”“突出的普遍价值”之灵魂所在。

《活着》叙事艺术中“普遍性”的呈现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所呈现的叙事艺术中的“普遍性”。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叙事技巧、主题和人物塑造,本文试图揭示这部作品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普遍适用的人性和情感。研究发现,虽然故事背景是中国内地的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主题和人物经历却具有普遍性,能够触动读者的共鸣。作者通过细腻的叙事技巧,成功地将一个家庭的苦难与坚韧转化为普遍的文化和情感经验,使其成为一部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文学作品。

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弥合--章太炎以“齐物”解构“公理”的后果

章太炎在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过程中,深感“公理”对于个体的压制。他从“公理”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与话语霸权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齐物”思想取代“公理”的观点。为了避免“齐物”观念同样面临从认识论层面被解构的风险,他将“齐物”的合法性建立在否定名相以体证“真如”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却致使其价值指向徘徊于多元性与普遍性之间。章太炎最终以当下历史情境中的“人民”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因此,“齐物”思想的价值指向并非多元或者普遍,而是回归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上。

大学生冷酷无情特质与利他行为的关系——普遍信任与共情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大学生冷酷无情特质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普遍信任、共情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采用冷酷无情特质量表、普遍信任量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以及利他行为问卷,对两所高校104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冷酷无情特质与普遍信任、共情以及大学生利他行为显著负相关;普遍信任、共情与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冷酷无情特质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利他行为,也可以通过普遍信任和共情的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利他行为。冷酷无情特质是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信任和共情是冷酷无情特质影响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之一。

新时代刑事普遍管辖原则的新征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为视角

相较传统犯罪而言,在境外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在虚拟空间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多变性、公开性等特点使管辖权难以界定。因此,在管控跨境网络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时,主权国家的管辖权难免会发生一定冲突与矛盾,故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网络视域下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框架,对此类犯罪进行重新分类;以普遍管辖原则为依据,提出对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有效规制的措施。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智慧与简约话语

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了大千世界存在发展的共同法则,贡献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智慧与简约话语。唯物辩证法体现为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行辩证法,其时代精神精华成为现代人们求实进取的智慧话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唯物辩证法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与新飞跃,是凸显时代强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融通文明、引领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人类文明的希望话语,也是中国与世界迎接未来挑战的普遍智慧。

语言普遍性视角下的从时间义到因果义演变——以since、“于是”为例

在表现形式各异的语言中,蕴含着各种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存在使得语言的变化虽千变万化,却不离其宗。英汉语言中的since、“于是”两词的语义都经历了从时间义到因果义的演变,展示了语言演变的普遍性。同时,在演变为因果义之后,这两个词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因此,该研究从语言的普遍性视角出发,选取since、“于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文章探讨了这两个词从时间义到因果义的语义演变、演变后的特征以及演变的原因,旨在丰富语言的对比研究,并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于它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特点;另一方面,它是在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中解决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所形成的,具有独立自主的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一体两面的关系。

天经·地义·人情:具体普遍性的结构

普遍性是现代最具基础性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理解为超越论背景的绝对普遍性。这种绝对普遍性固然具有从等级性秩序中解放的潜能,但同时也因为设置了每一存在者与绝对者的同等距离而带来了均质化的后果。同时,由于意义被建立在与绝对者的唯一关联中,因而绝对者由于其吞噬性和支配性品质,导致人成为去宇宙化、去政治历史化的孤独个体以及宇宙论层次上的虚无主义。在绝对普遍性得以构建的视域即绝对时间被节奏时间取代的世俗时代,具体普遍性的构建有了基础,儒家思想中的天经、地义与人情构成具体普遍性的三个相互渗透的维度。天经并非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使天地间万物各自生存节律的交织叠构得以可能的复合境域,也是天空、大地万物与人类社会遵守的共通节奏和律则;地义是基于地方性或风土性的适宜性原理;人情则是人的意识、情志、好恶等因素构成的共同倾向。天经、地义、人情三者的互补、交织与共构,构筑了既具普遍性,又接地气,同时又有活力的具体普遍性。具体普遍性的意义在于,既避免了绝对普遍性及其单一性、均质化、虚无化后果,同时也为多样化、差异性、共生性的秩序提供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