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志整理、研究与编撰之管见

我国山寺志内容丰富、源远流长、特点显著。不仅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我们在强调整理与研究方志重要的同时,不可忽视山寺志的整理与研究。然而山寺志所依常为传抄的二手数据,多有纰谬疏失之处,因此采用山寺志文献须严加考辨。本文在整理元明清普陀山志书的基础上,调研了专家学者对元明清普陀山志书的校雠考辨成果,研究了2015年版的《普陀山志》,发现该版本在增补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存在不足之处,由此提出了新修普陀山志编撰方面的一些管见。

融合与认同 方志文化与宗教中国化

在历代方志编修的漫漫长河中凝练形成的方志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分析了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且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

明代海禁政策与普陀道场的兴废

16世纪,来自东南海上的倭乱一直被明朝视为心腹之患,长期以来亦受到明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南倭＂问题因被置于明中后期海上贸易发展的全球背景下而得到重新诠释,取得了较为丰厚与颇具新见的研究成果。然而,与＂南倭＂问题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明代海禁研究却并未获得新的同步进展。

《仇英款寺院图》初探

《仇英款寺院图》为宁波阿育王寺旧藏,画中描绘了一处寺院,同时展现了寺院周围的山水环境和其他景物。通过分析图像内容,发现其所绘非宁波阿育王寺,而为普陀山普济禅寺。结合明清以来各版《普陀山志》对普济禅寺的记载、文人游记及志中《寺殿图》等图像材料,依据各建筑兴建情况判断,此图可能绘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间(1697—1702)。虽为后人托名之作,但此图相对写实具体,是反映普济禅寺清初建筑布局的重要早期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