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范仲淹、梅尧臣《灵乌赋》研究

范仲淹与梅尧臣的《灵乌赋》,是两篇和题、和意的唱和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被贬,梅尧臣作《灵乌赋》以寄,深表同情且为其鸣不平,并在赋中强烈地讽刺了朝中明哲保身的官员,更指出了朝政的弊端与荒谬。后范仲淹作同题之赋以"和",表达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坚定态度,为民请命、尽忠于国的决心至死不移。《灵乌赋》是文学史上唱和赋的代表作之一,研究它对认识唱和赋的成因、特点以及艺术成就颇有裨益。

文人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殉政者——对宋代儒医高若讷的再评议

宋代儒医高若讷是宋代整理研究伤寒论的第一家,为我国古典医籍整理和医学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开创了后世研究伤寒的风气。他曾官居相位,医名远播,但"景祐党争"范仲淹集团和吕夷简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蔡襄《四贤一不肖诗》让他背上了千载骂名。从"朝堂之争"到"文人干政",高若讷充当了文人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殉政"者。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和造成的影响是文人自己都无法估量的,虽然范仲淹、欧阳修们敢于正视自己,正视过去,直陈往事,但文学作品的流传使高若讷无可逆转地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