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型智慧城市视角的地质灾害监测——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广州地质灾害监测提供了新机遇、新思路。笔者结合近年来地灾监测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从感知、调度、共治的角度浅谈对于广州地灾监测的一些思考。感知方面:广州市地貌结构复杂,北部丘陵台地作为地灾易发区,建议构建重点区域天-空-地三查体系,及时识别潜在风险源。预警调度:广州市地灾的发生与降雨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空间耦合性,建议在广州市雨窝、降雨集中区构建精细化气象预警网格,提高监测预警精准度;针对地灾监测预警存在的重监测、轻预警现象,建议构建基于数据-知识双驱动的预警模型,实现高精度可解释的地灾预测建模;针对疑难边坡,建立专家研判系统,实现精准“把脉”,精准“治疗”。共建共治:加强跨部门跨层级合作,加强新建工程项目地灾评估,消减地灾存量,控制地灾增量。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通过了倾向得分匹配、排除其他干扰政策和更换政策冲击时间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产业水平来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科教水平和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

我国自2012年起实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而在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时,智慧城市建设也凸显了对城市韧性的改善作用。文章运用2009—2021年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直接效应和异质性影响,同时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城市韧性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其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生态韧性则无显著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及科教水平高的城市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城市韧性。文章为研究城市韧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而提升城市韧性带来有益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慧治理:赋能机制与达成路径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必要组成,也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智慧城市是功能与行动多个面向之上的城市整体智慧化,而在智慧城市运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智慧治理对其赋能予以解决。在中国和亚洲各国城市智慧治理的实践中,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宏观赋能机制以及微观达成路径得以浮现。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技术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释放”以及“技术对城市治理中人的智慧的激发与放大”的“双重智慧”机制完成对智慧城市的赋能。智慧治理的微观达成路径涵盖了“彰显敏捷与精准治理的智慧”“提升多主体包容性的智慧”以及“响应城市人本需求的智慧”三方面,不仅是“双重智慧”机制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也是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且该结论经过PSM-DID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财政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更显著;宏观层面表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协同发展研究——以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为例

文章选取108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2017-2021年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试点城市中数字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协同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试点城市中数字经济与绿色物流协同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08个智慧城市试点中,华北、华东地区中的试点城市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西北、东北地区中的试点城市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梯度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技术行业人力资本对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与环境建设对耦合协调发展均没有显著影响。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来自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证据

基于我国2007—2018年2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并基于PSM-DID方法以及安慰剂检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经济发展、市场调节以及基础设施效应的机制路径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异质性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营商环境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对五线城市没有显著影响;在区域层面上,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改善效应大于中部及西部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对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的验证分析

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合理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我国2012—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东北三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人口密集、信息化水平、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更大,进而提出扩大智慧城市试点范围、进一步净化营商环境、平衡试点与非试点城市等对策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基于诺德豪斯之问的思考

“诺德豪斯之问”促使人们寻找生产力提升与节能减碳的平衡点,而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一种可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有望解决“诺德豪斯之问”。理论分析阐明,智慧城市建设同时具有经济效应和低碳效应,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2009—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大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更能拉动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源型城市依赖于技术创新效应提升新质生产力,非资源型城市则依赖于综合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拓展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邻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提升存在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政策参考。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城市体育治理研究有助于夯实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续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思想,秉持中国式体育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价值起点,以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实现依据,以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城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体育数字化建设”“加强智慧体育城市发展规划”“创新智慧城市体育治理模式”“推动智慧体育城市数字/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和“加强智慧体育城市的法治建设”等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就业效应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其对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亟需来自宏观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基于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发展模式创新,通过创新驱动产生消费与外资的拉动效应,进而提升城市就业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就业的促增效应在中部地区城市和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活动水平较高的普通城市中表现显著。研究结果为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层面上的就业效应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数实融合?——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智慧城市试点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手段。基于2010-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数实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数实融合,该结论在样本缩尾、增加样本维度、调整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和扩大对外贸易,进而促进数实融合。(3)智慧城市建设在非资源城市、非老工业基地、中小城市、宽松环境规制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数实融合正向效应。(4)智慧城市建设在促进数实融合方面具有空间协调效应,能够在全国、省份以及地区层面缩小数实融合的相对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中国深化数实融合、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科学与工程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智慧城市科学与工程新兴交叉学科面向建筑智能化发展需求,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核心,探索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途径。采用多元化实践教学方式,通过优化课程与实践教学体系、强化教学团队建设、构建协同育人平台和实施立体化评价体系,逐步提高教师跨学科教学、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交叉融合意识、协作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该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深化交流合作、扩大师资队伍规模、提升学生交叉融合意识和注重评价体系反馈等措施,推动智慧城市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建设的快速进展,为城市智慧化、绿色化提供人才保障。

“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交互文献计量及发展思路进路

为了掌握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进展,探究我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演变,对中国知网内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相关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目的在于深入探究中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既是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治理的必然结果;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超高速迭代创新;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创新引擎和未来范本;夜间旅游与智慧应急成为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阐述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智慧城市建设的特点。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探讨其在智慧城市中的计算机原理和应用现状。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智慧城市的发展质量。

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是未来我国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现阶段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将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结合,从资本、人、技术、空间建构智慧城市要素指标,阐释智力资本通过人力素质、智力产出、科技投入、开放水平四大方式促进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生产函数模型,运用长江经济带2002—2022年面板数据分析11个核心城市智力资本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存在共性与特性,长江经济带智力资本的集聚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分解要素对不同区域及不同级别智慧城市的经济增长作用呈异质性,而开放水平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长江经济带智慧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要素集聚等方面入手,实施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分类指导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需要为导向,聚焦智力产出的市场转化,发挥智力资本的影响推动作用;推进智力资本各要素的有效整合,加强“技术+人本”互嵌,促进数据要素跨域流通。

“目标—工具”视角下智慧城市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基于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是典型的“强政策驱动”领域,政策优化的关键在于考虑演化逻辑下工具与目标的适配性。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目标—工具”匹配分析框架,对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工具和目标的动态匹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经历了实践探索期、战略发展期和全面提升期三个阶段;总体上,政策工具分布不均、结构失衡,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兼顾了环境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明显不足;政策目标的多重性和内在不一致性影响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目标—工具”匹配错位的情况。对此,智慧城市政策工具的选择可以从结构均衡、“目标—工具”匹配度与工具创新等方面进行优化,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调整,选择面向全目标维度的政策工具组合,形成更加完善的智慧城市政策体系。

面向智慧城市的地质环境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地质环境信息作为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全新的、智慧化的地质环境信息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设对地质环境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地质环境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之举。本文基于上海地质环境信息化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从总体框架、关键技术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研究提出在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框架下,地质环境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的实现路径,旨在为上海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实现地质环境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普惠共享吗?——基于数字鸿沟的思考

“总体富裕”和“普惠共享”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智慧城市建设对总体富裕的正向贡献已得到广泛论证,对普惠共享的影响却尚未有明确定论。基于数字鸿沟进行思考,认为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引致的数字接入鸿沟以及数字技术偏向性引致的数字使用鸿沟,是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阻碍普惠共享的根本原因,并从政府、企业、劳动力角度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普惠共享的理论机制。进一步地,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公共服务普惠三个维度测度了普惠共享,利用双固定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普惠共享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普惠共享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南方和非城市群城市的普惠共享水平存在抑制作用,且对普惠共享的区域差距维度具有扩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企业数字创新以及数字人才集聚的数字鸿沟效应,进而抑制普惠共享。为此,需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更加重视数字鸿沟问题,否则其会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巨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