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政策主题分析与时空特征研究

以我国2010-2020年国家和地方层面的98项智慧城市核心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政策主题的热点词、内容聚类以及社会网络分析,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发现:政策文本的热点词汇主要覆盖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主题和建设机制,内容主题可以聚类为互联网基础技术类、智慧产业类等10类,建设机制以政策主体组织试点工作、制定标准和评估体系等为主;相关政策在内容主题、建设机制、政策主体方面呈现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且各地方政策初步展现了一定的地区特色。进而,提出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增强政策精准部署,促进重点领域专业化等对策建议.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智慧城市政策量化评价与优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我国出现了一批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其面临风险的可能性,而且对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形成了挑战。智慧城市建设对于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使超大城市变得更加“智慧”,有效发挥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文章运用PMC指数模型,对8个超大城市颁布的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量化,根据量化结果分析这些政策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中国智慧城市政策理念多元解读及质性分析

文章以131项地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以及智慧城市政策样本中政策理念的提取解析和扎根编码,提出了智慧城市政策理念的五维度框架。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行政级别以及不同政策类型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了政策理念的强度跟踪和结构性差异比较。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在不同层面的分析中,在政策理念强度和政策理念结构体现了较高的一致性和相似性。最后,分析了智慧城市政策理念表述中的政策理念的个体差异,并展望了今后中国智慧城市政策理念的发展趋势。

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基于演化特征与传导效应的双重视角

政策形态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基于城市应用服务的智慧城市政策推动了城市技术创新。应用核密度估计与核函数分解,分析智慧城市引导型、支持型与均衡型政策的动态演化,明晰异质引导与协同溢出两个演化特征阶段,基于政策传导领域因素构建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模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政策演化具有阶段差异,智慧城市政策能够促进城市技术创新且产生技术正向外溢;智慧城市物联网络基础设施结构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信息服务价值嵌入、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呈现正相关关系;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在信息服务价值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城市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与实践参考价值。

智慧城市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考察

文章通过构建基本理论框架,对智慧城市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分析,利用2001—2017年中国186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样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评估,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无论是否考察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智慧城市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政策能够促进试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②在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城市规模异质性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显示欠发达地区智慧城市政策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于发达地区;智慧城市政策在不同规模城市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均显著,其中极端规模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大。③结合影响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智慧城市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积极的创新驱动效应、财政支持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效应3种中介效应。

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智慧水平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分析

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持,提高城市智慧水平。采用智慧城市发展指数量化城市的智慧水平,通过选取的分析对象,应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面板数据,研究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智慧水平的影响,分析政策实施是否达到目标。分析表明: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智慧城市政策实施的当年以及第2年,并未对城市的智慧水平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在第3年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的智慧水平有促进作用。短时间内虽未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效果,对城市智慧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影响。

智慧城市政策对住宅投资的影响

“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变革城市产业、服务、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同时,也带来了住宅投资的明显变化。本文基于中国2006-2015年1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住宅投资额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智慧城市政策显著地增加了城市住宅投资额,平均而言实施政策的城市比没有实施政策的城市每年增加了50万元的住宅投资额。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智慧城市作为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帮助上市企业加快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以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为研究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研发创新、媒体关注和数字化转型三条路径增强了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3)在内部控制指数低、市场化程度低、财政支出水平高的样本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市场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丰富的建议。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智慧城市建设对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的验证分析

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合理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我国2012—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东北三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人口密集、信息化水平、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更大,进而提出扩大智慧城市试点范围、进一步净化营商环境、平衡试点与非试点城市等对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技术创新与创新激励异质性--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采用多期DID和PSM-DID方法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而且其创新激励效应具有长期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会通过产业集聚、企业间技术溢出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机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检验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国有企业、债务杠杆高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以及产业结构层次高、政府科技支持水平高和人力资本较高城市企业创新促进效果更强。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借助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将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2007—2018年中国1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规模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出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安全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视角

为探究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即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安全水平的影响,采用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下同)15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法进行评估,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一步验证,探讨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安全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安全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控制地区层面因素及各固定效应后,结果证明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正向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政策对特大型城市及东部地区城市影响较为显著,对非省会城市影响显著大于省会城市。

数字化治理与政府预算偏离——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治理能否起到降低预算偏离的效果?鉴于降低预算偏离是预算管理的基本要求,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政府预算偏离的影响。典型事实显示,样本期内地级市预算偏离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大部分地级市预算偏离表现为超收、超支现象,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省级层面超收和少支的预算偏离情形有所不同。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政府预算偏离,试点城市比非试点城市的预算偏离平均降低了17.05%。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成立。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与强化预算执行约束,是数字化治理降低政府预算偏离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高、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城市能更好发挥数字化治理降低政府预算偏离的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从加快构建政府数字化治理新模式、探索数字化治理降低预算偏离的多维路径、提升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碳减排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动企业生产过程绿色化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是促进城市碳减排的两个重要中介机制;(3)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4)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未能有效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碳减排,而对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支出、人口密度、外商投资四类城市特征在智慧城市建设对碳减排产生影响过程中发挥了正向协同作用。

政策计量视角的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与应用

文章通过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建设实践与应用领域的识别、提取与统计,发现我国智慧城市应用主要集中在智慧应用与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智慧产业发展、信息资源与数据资源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而且智慧城市应用在地域和时间分布上体现一定差异性和层次性,进而提出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先行区域和突变时间节点的判断。最后,提出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在智慧应用选择上应平衡一致性与同质化、多样性与个性化、覆盖面与重点领域建设的关系。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工具的采纳结构分析

文章通过对政策工具框架以及相关应用研究的理论梳理,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政策工具编码策略,并构建了与主流政策工具分类框架的映射关系。通过对131个政策文本中2019个政策片段的编码统计,发现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突出政府主体角色,并强调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兼顾管制规制类政策和激励诱因型政策的使用。最后总结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工具使用的主要特点,并提出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工具选择的主要建议。

城市会因“智慧”而升级吗?——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探索

本文论述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以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中的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对象,基于2009年—2019年全国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来评价政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且在一系列的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并且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绿色创新路径来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检验显示,从区位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视角出发,政策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未来的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注重绿色创新发展,提升社会科技创新能力,同时需要注意因地制宜。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区域协同创新

区域协同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中国2008-2018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智慧城市的协同创新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间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城市间专利合作数(每万人)提高约0.479个。本地创新能力提升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智慧城市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影响更大,同时,这一影响也与城市规模的大小有关。本文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