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裁判的立场、法源及其功用--以智慧法院建设为背景

当代中国司法深嵌于社会大变革之中,特别是目前着力推行的智慧法院建设,面临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深刻挑战。在此背景下对于疑难案件的解决,应重申依法裁判的坚定立场,包含着特有的法教义学属性,同时裁判对法律的背离超越,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归这一立场。数字治理时代,智慧法院建设也在审判方式、诉讼模式、证据规则等方面求得变革,疑案裁判拟制的法源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包容力。正是疑难案件的审慎裁决,使“疑难案件出坏法”命题得到反转,驱动着司法治理逐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从而获致良法善治。疑案裁判凸显司法治理的自治型与回应型的有机统一。

智慧法院建设的新机遇:庭审质效突破之路径探索——以庭审录音录像改革为切入点

面对案件总量巨大、增长速度高企的严峻形势,现有庭审记录模式效率不高、记录准确率不足的问题,对提高审判质效的制约日渐显露,庭审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凸显。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从书记员的综合素质及利益诉求、法官对庭审记录的质效需求、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更高要求出发,与近年来基层法院庭审录音录像试点先进经验进行对照比较,对键盘记录模式下庭审记录的利弊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庭审录音录像改革的合法性争议、书记员的制约监督功能及法律独立地位、录音录像记录方式提高庭审质效的可能性、庭审录音录像的使用管理等关键问题的分析,论证基层法院普遍适用录音录像进行记录的可行性,并提出庭审记录改革的框架性建议。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智慧法院”建设——以辽宁“智慧法院”建设为分析研究对象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扎实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了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从2018年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借鉴先进法院建设成果,结合辽宁实际创新应用,统筹建设以“一化两中心”为核心的辽宁智慧法院,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果和应用成效,为促进辽宁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和支撑。

智慧法院体系建设场景下算法可解性机制的构建

一轮着力于打造科技与司法相融合、提升审判效能的智慧司法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与此同时,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算法决策削弱法官主体性等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于司法领域亦日益凸显。为解决上述问题,以司法公开原则为参照构建算法可解释性机制,以期为我国智慧法院从“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为解决智慧法院体系建设场景下算法决策困境提供科学思路和可行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理解与适用

2022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区块链平台建设的要求。本文介绍了该意见的起草背景和过程、对于司法应用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总体要求和人民法院区块链平台建设要求,探讨了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的典型场景,并对形成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模式做了未来展望。

智能时代法官预判确定性的功用、契机及其困境

法官预判的相对确定性体现出司法决策背后的思维认知具有相对的稳定化、持续化特性,这对于穿越错综复杂的司法决策发挥着特定的功用。智慧法院建设下智能技术在司法审判领域中深度融合应用,使法官的智能预判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更加精准高效的附加特质,当然也应警惕预判确定性契机中潜在的可能风险。法官确定性预判具有可废止性,其结论可得到复验改进,但试图改变预判背后的思维认知过程却是它遭遇的“虚假”困境。法官把确定性预判变得绝对彻底化,而智能预判更是直接转变为最终的裁判结论,这才是它遭遇的真正现实困境。真正的困境表征出法官“预判—证实”思维的单向推论特质,以及庭审程序一定程度上的虚化现象。困境生成的认知根源在于过度依赖卷宗笔录的审判认知结构,相应的纾解之道是重塑审判认知结构,渐进推动由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转变,发挥预判确定性的正向功用,从而逐步达致庭审证明过程的实质化。

浅谈司法改革下的繁简分流

当前,在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不断推进繁简分流改革势在必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繁简分流改革的措施,对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法院人员缺编,结构失衡,智慧法院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都使得繁简分流任重道远.笔者从专业化审判、优化人员配置、智慧法院建设三方面介绍繁简分流改革的现实路径,以期在繁简分流改革中贡献一点力量.

预判确定性命题的证立与捍卫——以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观为线索

预判确定性命题能够穿越错综复杂的司法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对纠纷解决的公正期待。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怀疑论'对这一命题提出严峻挑战,但恰恰通过考察'敌方'阵营中卢埃林开辟的具有建设性的'中间道路',反而证明在寻求一种新的更真实的预判确定性或可估量性。通过内外二阶视角可以澄清预判确定性的存在现象,卢埃林为此提供了操作技艺约束、事实导向型决策与现实生活规范等理由以及更细化的上诉法院14种稳定性因素,并进行了充分的证立。其中,操作技艺由于自身的弱点,使命题遭遇内部的质疑和瓦解。但卢埃林系统建构的普通法传统之宏大风格,其实无声修正甚至消除了来自命题内部引发的质疑。卢埃林提出的证立理由与反驳质疑的主张,也可以用认知心理学的双重加工模型与认知风格理论进行较好地科学阐释。在当今智能互联的新时代,智慧法院建设利用大数据对案情信息进行全样本分析,对捍卫预判确定性命题及其审慎对待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二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讨会专题研讨综述

2019年12月17日,全国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会暨第二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龚稼立,广东省委政法委、广州市委政法委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分管司法改革院领导,部分中基层法院院长,部分专家学者、第二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征文活动获奖作者代表等共150余人参加会议。专题研讨环节共设4个专题,与会代表分别围绕"完善审判权和审判监督管理权运行机制""健全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和工作机制""推进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深化互联网司法和智慧法院建设"作专题发言和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