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国家“双碳”目标的逐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作为通过碳定价策略解决企业相关碳排放问题、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市场化方式之一,明晰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状况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当前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在结合现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解决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问题的建议。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双碳”目标下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分析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排,同时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始建立并且交易金额庞大,但是会计制度并没有跟上市场发展脚步,成为制约我国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的极大阻碍。文章梳理国际、国内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方法,提出相应的会计处理对策,以便企业更好地掌握碳排放的成本和收益,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浅析“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与财务问题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贡献中国力量,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碳排放权以一种新的资产要素进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引起会计处理和财务相关问题的变革。市场亟须完善碳排放权的会计准则体系,规范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工作,全面反映排放企业经营实质。基于此,简要梳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会计处理的研究进展,分析与探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与财务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为排放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和财务决策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体系构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绿色化、低碳化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全新定位,成为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主体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方向。本文立足“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高度,探讨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体系构建的内涵逻辑,并基于我国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探索构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需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体系。据此,从技术支撑、精准育才、经费保障层面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体系实施的路径,希冀增强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业务处理效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全球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其良好的政策兼容性、金融衍生性,在全球发展势头强劲。从政策制度的完善、全国性及区域性碳市场交易现状、自愿减排市场现状三方面对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综合考虑国际成熟碳市场发展经验、国家政策动向等因素,对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中国碳市场扩容是必然趋势,电解铝、水泥和钢铁将依次纳入碳市场;配额总量将不断下降,拍卖比例预计将达到5%;预期碳价“十四五”升至80~100元/吨左右,“十五五”升至130~200元/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统筹发展是必然选择;碳市场和碳税联合使用将是未来政府控排管理的主要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适时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提高配额拍卖比例、系统构建企业内部碳核查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强化碳管理效能与透明度等发展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会计规范研究

本文在对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国际争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在会计处理方面的分歧部分与内在考量,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发展与实践现状,对我国会计规范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三个方面提供部分完善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但是辐射范围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初始排放配额采用无偿分配的试点城市拥有更好的转型效果,北京和上海碳试点具有积极辐射作用,而广东、深圳和重庆碳试点则呈现消极辐射影响;空间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其他地区工业低碳转型会产生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运行通过拓宽碳交易覆盖面影响工业低碳转型效果,但碳交易频率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发展。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来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证据

“双碳”目标约束下,考察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对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双赢”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A股8个试点行业2008—2020年的数据,在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和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稳健估计量检验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后,试点地区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分析师关注度则发挥了动态调节效应。分析师关注度通过调节中介过程的前后两个路径,既调节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又调节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强化企业ESG表现的中介作用。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执法力度强、对环境治理高度重视及“开放经济秩序”营商环境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聚焦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关键环节,积极健全碳市场配额的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激励机制;规范企业ESG信息披露行为,不断完善分析师的“信息传递”与“外部监督”功能,持续强化ESG表现的催化作用;加强“有为政府”建设,提高当地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并保持中性、普惠的竞争政策,以竞争性开放市场推动碳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实践:基于微观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企业减排增效的重要机制,引发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碳排放问题的关注,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与价值判断。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机制为投资者碳风险关注,但该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的效应边界。进一步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和企业所在城市空气污染更为严重,以及企业非财务绩效表现更好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全面的评估我国碳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为该低碳环保政策的持续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论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制度优化

在双碳目标下引导碳交易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合规,是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亦是国家行政监管模式发展成功的关键。规制理论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的行政监管提供了规范性启示和有益性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回应型规制、智慧型规制和后设规制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逻辑的过程。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存在立法规范相对滞后,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以及配套机制付之阙如等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优化:完善协同性“碳合规”法律体系,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位阶,发布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指引;加强多元性“碳合规”风险管理,事前采取源头预防,事中贯穿风险沟通,事后加大处罚力度;结合我国“碳合规”管理的现状,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处罚裁量规则激励和社会声誉型激励等激励性“碳合规”监管机制,力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思路与方案。

碳排放权交易能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突出,企业韧性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指标,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2009—2022年八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助于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主要通过发挥创新效应、信息效应和绿色治理效应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水平。内部控制水平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发挥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大规模以及高科技企业中,碳排放权交易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这一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持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传导路径研究

碳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易受能源价格因素干扰,在“双碳”目标下研究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以下简称为碳价)的传导路径,有利于碳市场的健康运行并助力其发挥减排作用。在梳理煤炭价格与碳价传导机理的基础上,利用DCC-GARCH模型揭示煤炭指数与碳价的动态关系,并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煤炭价格与碳价的传导路径及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与动态相关系数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煤炭价格与碳价存在显著动态相关性,并呈现复杂性和多变性;碳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其创新激励效应,相较于能源利用效率,煤炭价格与碳价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路径实现的传导更加显著;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动态相关系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能源利用效率改变则不是。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创新投入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新能源企业是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那么该试点政策能否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既有研究尚未对此做出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新能源企业和其同行业传统企业数据,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从生产端提高企业的减排和创新收益,以及从需求端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非管制行业及采用配额有偿分配机制设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也对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媒体负面关注与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

以碳排放权交易为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间沪深A股54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的变化情况,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活动的影响,并检验媒体负面关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能够促进企业增加资本性环保支出;媒体负面关注对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的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当媒体负面关注度较高时,试点地区控排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有显著增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对内陆地区、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资本性环保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通过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最终会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和绿色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