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中的人类行动者

在智能传播活动中,各种人类主体与各种智能技术共同构成了全新的行动者网络。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人类行动者的角色、行动方式、作用机制和话语权力等也在发生变化:普通个体成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传播单元,他们既是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又是增强的内容生产者和人机交流的主导者,同时还是机器的学习对象与训练者,他们也成为智能应用中新的权利主体;各种智能技术的开发者是机器的核心形塑者,他们既决定着机器的行为模式,主导着机器的价值观,也应该成为机器风险的主要防范者;平台运营者既是机器的代理者与筛选者,是机器加持下的新权力中心,同时也是机器风险的调适者;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者则面临着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的局面,他们需要通过角色的再定位与专业性重塑来护卫人类的价值观与人类的价值。

智能传播时代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话语构建策略与反思——兼议国内三大主要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传播实践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媒体建构自己传播话语的重要机会。媒介话语研究已经从内在的媒介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在卡塔尔世界杯媒介话语构建中,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的咪咕视频、抖音,利用自己平台特点实现了自身的媒介话语构建。从内容、技术、资本等视角分析央视、咪咕视频、抖音三家平台对卡塔尔世界杯的媒介话语构建策略,总结智能传播时代传播平台在平台框架、商业逻辑、新媒体技术、版权利用中的媒介策略构建方法。从话语霸权、官方与民间话语疏离、技术掌控下娱乐至上等方面,分析在竞争与合作模式下,对新技术引领的大型体育赛事传播媒介话语构建的反思。

全球智能传播:国际信息传播新范式

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重塑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博弈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智能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新兴范式,一方面为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和效能提升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污名化、算法歧视和虚假信息传播等挑战。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意识形态规训和认知竞争的新场域中,技术巨头和国家权力的介入,体现了数字主权博弈的新动向,并对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有必要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传播策略和框架。

重思对话:智能传播背景下人机语言交互中的“对话”赋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智能传播的时代,智能传播中的人机语言交互丧失了有关“人”的因素之对话本质的思考,学界亦存在对人机“对话”一词的误解和误用。基于此,应以语聊机器人的现状分析作为研究基础,站在人文主义的新起点上,重思人类对话的内涵特性,总结机器主体的“对话”桎梏。最终通过回望柏拉图、巴赫金、海德格尔等人的研究理路得出,只有重归人类对话本身,借助对话的力量赋能人机语言交互,才能让用户最大限度地体察到“交流感”与“对话感”,促使人“感同身受”地接纳AI与技术合成语音。

论智能传播的技术与可供性

作为一个综合了计算机科学、科学技术哲学、认知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不同知识体系的超学科研究方向,智能传播受到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智能传播崛起的最大推手是人工智能。在技术与可供性的视角下,人工智能通过对传统媒介的重构、传播空间的再塑、传播主体的改造形成了迫于环境压力的涌现机制;通过外力促逼发现真相、放大拉近展示真相和虚拟场景映射真相凸显了还原事实的解蔽进路;通过人机互驯、机器叙事、心灵延展、新秩序破坏探问了行动者的创造性。在生态性尺度下,如何协调好人-机-环境的关系始终伴随着智能传播未来的发展历程。

智能传播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具身性路径

从摩崖石刻、结绳记事、飞鸽传书再到现在的人机互动,传播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旅行,因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智能时代,信息传播模式从“离身传播”转向“具身传播”,“具身”成为解读智能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新视角,人、技术、环境成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模式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智能传播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创新路径。以身为媒,重新定位主流价值观传播中的参与主体及具身实践,人机交互界面实现具身化,激活受者的沉浸式认知神经系统,形成沉浸式认知方式;以场共鸣,建构基于“共在”的主流价值观认同情境,以知觉场共在形成全民共情,建立主流价值观认同基点,以时空共在形成“永久在场”,拓展主流价值观认同场景;以善促行,探索建设性理念下的主流价值观传播路径,从体验性、交往性、实践性三个维度诠释主流价值观所折射的真实世界。

大模型媒介:ChatGPT引发的智能传播革命及其社会影响

ChatGPT作为一种基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预训练而形成的具有海量参数的大模型媒介正在全球引发一场新技术的创新扩散,大模型媒介以其强大的对人类自然语言习惯常识性、结构性、对话性文本的理解和生成能力,正在引发一场智能传播革命,从而大大拓展人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结构,使其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行动者”和决定性的“社会权力”。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智能传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智能传播既是当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与行业动态中的热点,同时也彰显着中国传媒界的特色与旨趣。本文基于对中国智能传播研究过去十年经验的回顾与反思,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宏观语境与时代目标,分析中国智能传播研究的内生障碍与未来进路,阐释智能传播研究同媒介化、智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智能传播研究与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关联,指出中国智能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需要重点面向实践化、自主化与体系化,以此增强中国智能传播研究的实质性理论进展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

人工智能传播负效应的表征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强化科技创新的动力引擎和新质生产力,已在全球范围掀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文献计量分析表明近八年国内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霸权、滥用和异化等负效应,其在新闻传播领域引发影响力操控、信息消费接近权丧失和信息环境监测失真等问题。文章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技术霸权,政府立法治理算法控制,多元参与推动敏捷治理,构建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

2022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竞相问世,标志着智能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治理文化转向的背景下,智能传播在全球文化治理中兼具手段与对象的双重角色。智能传播以其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强大而便捷的内容再开发、加工、生产和传播能力,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翻译能力,表现出强技术赋能效应而被视为全球文化治理的新手段;与此同时,由于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数字殖民、数据与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问题,智能传播自然成为全球文化治理的对象,需要从技术伦理、政府规制、行业监管、媒介素养等方面规避和防范可能的风险。

Sora冲击波与国际传播新秩序——智能传播下国际传播新生态、新逻辑和新趋势

从ChatGPT到Sora的爆红,预示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一次重大变革,机器可能代替人成为信息和内容的主导性生产者。国际传播面临真正的全新范式转变,将再次重构当今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0和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0,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全面开启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国际传播3.0以AI技术平台为基础,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将改变整个国际传播的竞争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中美围绕AI的技术和传播竞争,决战的主战场在全球市场,而不仅仅在中国本国市场。要从智能传播的基本特性出发,制定前瞻性战略,谋求在智能传播技术演进进入到主流化阶段的窗口期,充分发挥中国企业优势,抢占位置;国家层面需要做好系统性布局,提前洞察这场变革的潜在影响,分析未来演进的可能路径,以更好制定前瞻的战略对策与实施路径。

延伸、凝视与变换:智能传播时代下的人机关系

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关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工具与使用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技术与人类不仅在物理功能上相互强化,还在认知层面互相提供辅助,感官体验上互相拓展,形成机器日益类人化、人类活动日趋机器化的双向趋势。人工智能和人类通过技术与数据相互观察,借助智能设备和传感器构建起一个隐形的相互监控网络,并基于海量数据分析建立起预测性监控机制。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智能工具的角色从服务者向竞争者、从协作者向决策者转变,而人类则从使用者转变为合作者,其职业角色也由传统型向智能导向型转变。这种人机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特征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变革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建议加强人工智能的伦理监管,确保技术发展与社会责任相平衡;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的未来人才;同时加大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深化人机协作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全景传播:感官铺满的智能传播新图景

智能传播环境中,媒介界面与人的身体产生交互,在“媒介即人的延伸”方面进行着分工化的信息生产与接收,身体的感官被利用到极致,并达成了感官满铺的传播效果。信息获取遵从感官知觉到大脑反应的过程,目前智能传播模式中存在感官分工的延伸倾向,并且感官之间产生了联觉-通感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正逐步适应多模态的信息接受方式。感官的延伸和联觉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全感官传播成为效率最大化的传播模式。以Sora为代表的视频生成模型、以Genie为代表的交互式图生场景模型,以“世界模拟器”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线性的知觉认知模式,重构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和时间逻辑,感官主导下的技术进化使全景传播成为可能。在感官铺满的智能传播新时代,应从感官之维考察“所感之物”能否转化为“所感之情”,从信息感知到情感搭建,建立起“身”与“情”共鸣、以全感官达致全体验的全景传播。

Sora背后的权力转移与国际传播新范式——智能传播下国际传播博弈的新机制和新战略

随着ChatGPT和Sora的横空出世,以AIGC为代表的新技术确立了智能传播的主流地位。人类社会因传播巨变而造成权力转移,国际传播格局也将迎来颠覆性变局。在以智能传播为主导性机制的新范式下,国际传播从过去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经典范式,走向多元主体、多机制融合的复杂系统为基本方式的全新范式。智能国际传播将超越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主导新的权力转移与全球格局,形成智能行为体崛起、权力弥散、权力再中心化和分权新机制等特性。因此,智能传播有着新的竞争逻辑,亟待形成新的国际传播战略框架。科技创新主导传播能力演进,国家战略必须进一步下沉,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成为大国博弈的重中之重。

全球智能传播研究2023年热点议题:算法审计、算法文化与算法话语

全球智能传播研究十分关注算法衍生出的多个议题。本研究统计分析了2023年发表于国际国内代表性新闻传播期刊的智能传播论文的研究主题,提炼出“媒体机构与算法技术”“算法审计”“人机差异”“算法文化”“算法话语”五个核心研究方向。其中,“媒体机构与算法技术”主题侧重于探讨新闻机构对算法平台的依赖性以及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价值追求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张力;“算法审计”主题展现出关注对象更多元、设计更复杂、视角更广阔的动向,与“算法审计”相互补的研究思路也正在涌现;“人机差异”领域既涌现出大量针对特定应用的微观实证研究,也催生了对既有研究范式冲突的反思;“算法文化”主题特别强调算法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反哺作用,从算法化自我、算法化连结、算法化媒介实践角度探讨“人机共建”的意义生成;“算法话语”被广泛用于分析洞察算法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涉及媒体话语、科技公司话语、规范话语等维度。

对抗机器:智能传播时代新闻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以智能传播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发展,不仅再造了新闻的生产与分发,也给新闻教育界带来了如何与时俱进的挑战。海内外新闻教育界通常选择追随新技术以应对挑战,开设与新技术相关的课程、专业方向以及设立软硬件兼备的新媒体中心等。但这种追随技术的模式使新闻教育陷入了“越追赶越落后、越追赶越不被认可”的困境。新闻教育应当回归初心、转换赛道,从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和数字化生存、如何培养新闻核心素养等维度进行改革。

智能传播时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基于“全程”与“全员”的视角

我国到2035年要实现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现代化治理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即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并分享治理成果的制度。媒体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5G等技术加持下,在实现“人民平等参与”的层面可以更有作为。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全程媒体”和“全员媒体”的理念为视角,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新阶段探索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路径,并探讨传媒如何在“全程”和“全员”这两个层面发挥功能以满足协同共治之需。

主题与标签:智能传播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议题建构分析

智能传播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沟通呈现出转向社交媒体传播的趋势,且极易形成短期热点网络议题。本研究以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为场景,基于智能传播时代社交媒体信息扩散和关系建构特征,提出主题与标签的微博议题建构框架,并选取2021年“河南暴雨”事件作为研究案例,通过网络数据挖掘分析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讨论群体通过主题表达形成弱连接的主题社群;通过标签引用形成强连接的社群关系;主题表达和标签引用共同建构起网络议题,并影响议题的情感化传播。研究最后从行动者网络和连结性行动视角探讨了智能传播时代为什么主题和标签能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交媒体议题建构。

智能传播驱动下的城市治理界面:环境演化、结构升级与功能扩展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我国治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界面理论是近年来治理理论本土化创新的代表,以此支撑分析,有助于丰富我国城市治理的学术研究、体现理论自信。通过对上海市32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智能传播这一关键变量介入后,城市治理理念与方式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界面形态、内部结构、环境、功能等均具备了智能化特征,各种治理资源与要素开始依据智能传播的逻辑得以整合、发挥作用,智能传播成为未来城市治理界面的核心变量之一。智能化城市治理界面是具有成长性的动态界面,需要在治理实践中基于人民城市发展目标以及智能传播技术的进步不断优化。

智能传播时代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智能传播背景下,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改革成为必然。这既是对新文科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智能媒介生态的主动适应,更是对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应然回应。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着加速迭代的传媒业与滞后的人才培养模式、理论知识与技术能力脱节、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失衡等现实困境。对此,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可从探究专业能力培养与数智教育的平衡、推动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创新性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