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使用频率对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技术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本研究旨在探究人工智能使用频率对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技术适应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这对于指导大学生职业规划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400份有效数据,涵盖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使用频率与技术适应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大学生对AI技术的频繁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其技术适应能力。此外,技术适应能力对大学生职业规划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揭示了技术适应能力在职业规划中的核心作用。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技术适应能力在人工智能使用频率与大学生职业规划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人工智能使用频率通过增强技术适应能力间接促进了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本研究得出结论:人工智能使用频率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规划,且这一影响部分通过技术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实现。这一发现对于教育政策制定者、高校职业规划指导者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威胁还是挑战: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在数智化时代,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应用不断深化,其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仍需深入探索。基于压力认知评估理论,本研究通过对387份问卷多时间节点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人工智能使用会通过威胁性评估抑制员工的创新绩效,但会通过挑战性评估提升员工的创新绩效,威胁性评估和挑战性评估在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领导AI符号化不仅调节人工智能使用与两类认知评估之间的关系强度,还显著调节人工智能使用通过两类认知评估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但当领导AI符号化程度高时,挑战性评估的中介作用更强,而威胁性评估的作用更弱。研究结论揭示了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新的双刃剑效应,为智能化工作场域中的员工创新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软件智能使用辅助引擎

对传统的软件使用和运行机制提出全新思路,采用语音、文字识别技术辅助传统键盘鼠标操作方式;提出软件智能记忆、留痕、用户软件操作行为数据挖掘的概念,采用辅助引擎的方式为软件提供一个"大脑",用来记忆、分析、挖掘用户操作软件的行为数据,来辅助用户对软件进行智能操作。

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340名青海省60岁以上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压力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费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探究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现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三者现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青海省老年人(n=340)存在一定程度的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国际成人常模相比较差[(28.6±5.2)vs(22.64±5.61)];主观幸福感及其中因子与先前研究常模相比较差[(17.9±3.95)vs(12.58±5.7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青海省老年人年龄与智能手机使用压力总分正向关联(β=0.24),受教育程度、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与智能手机使用压力总分负向关联(β=-0.72、-0.54);青海省老年人性别、智能手机使用压力与自我效能感总分负向关联(β=-2.06、-0.74);青海省老年人月收入、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总分正向关联(β=0.84、0.22).

工作场所智能技术使用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JD-R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检验智能技术使用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工作重塑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和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智能技术使用正向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工作重塑在智能技术使用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威权型领导负向调节智能技术使用与工作重塑的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培育员工工作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网络在智能手机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的因果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我国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对其孤独感的影响,并分析社会网络(家庭网络、朋友网络)在两者之间关联的作用机制。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截面数据,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有效样本为8202个,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和因果中介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社会网络、孤独感三者之间独立和联合的关系。结果仅有2099名(25.59%)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老年人孤独感总分为(4.48±1.58)分,家庭网络、朋友网络总分分别为(7.37±2.80)分和(6.39±3.20)分。控制混淆因素后,模型结果显示使用智能手机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ATT=-0.377,P<0.001)。进一步的因果中介分析发现,智能手机使用与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得分呈正相关(β=0.460、0.778,均P<0.001);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得分均与孤独感呈负相关(β=-0.181、-0.189,均P<0.001)。家庭网络与朋友网络均在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孤独感的抑制效应中起到了因果中介作用,分别占到了总效应的15.35%与12.10%。结论中国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率较低,智能手机使用能够通过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因果中介机制实现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处理效应,提示可以从鼓励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入手,通过移动社交软件扩大和巩固家庭和朋友网络缓解老年人孤独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手机使用在“熟人社会”中的孤独感抑制作用。

歧视知觉对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孤独感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孤独感和反刍思维在歧视知觉与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对1705名初中生进行测量,测量工具包括歧视知觉问卷、UCLA孤独量表、反刍思维量表、智能手机依赖简版量表,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歧视知觉、孤独感、反刍思维均呈显著正相关(r=0.284、0.432、0.391,P<0.01)。歧视知觉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直接效应显著(95%CI:0.016~0.207)。孤独感在歧视知觉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5%CI:0.184~0.289);反刍思维在歧视知觉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5%CI:0.084~0.157);孤独感和反刍思维在歧视知觉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95%CI:0.040~0.081)。结论歧视知觉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还通过孤独感和反刍思维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理论和主观幸福感理论,构建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元动机状态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同时人口统计学因素等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也有影响;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对满足效用有显著影响,进而对大学生的幸福感产生影响,且智能手机每日使用时间与满足效用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手机使用年限也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研究提出针对大学生手机使用特点,开发提高幸福感的APP,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共享,开展有效教育管理等建议。

“温度”或“效率”?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应用不断加深,其逐渐演变为员工工作的协作者,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心理及行为的影响仍需深入探索。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分别从“温度”和“效率”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团队建设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使用人工智能开展工作的全职员工开展三阶段的问卷调研,通过对收回的360份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当团队建设较弱时,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职场孤独感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当团队建设较强时,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职场孤独感没有显著的影响;(2)当团队建设较强时,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心理可得性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当团队建设较弱时,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心理可得性没有显著的影响;(3)团队建设越弱,人工智能使用通过职场孤独感对员工社交性网络闲逛产生的间接效应越强;(4)团队建设越强,人工智能使用通过心理可得性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越强。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影响的理解,为组织在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同时,规避其潜在的消极影响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现状及对策

数字科技背景下孕育成长的"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普遍应用高端智能产品,大学生学习、社交、娱乐休闲、生活方式因数字媒介的普及而改变。通过对919名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调查,分析"数字原生代"大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现状与问题,从社会关注、学校管理、教师育人和学生自控四个方面提出问题解决的对策。

智能手机使用会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吗?——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心理获得是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三个重要衡量指标。智能手机使用也通过这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产生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老化态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并且能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进一步强化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群体老化态度的积极作用,需继续加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智能手机适老化改造,提高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能力,促进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衰老。

社交焦虑对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影响:孤独感和动机的中介作用

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智能手机使用动机量表、UCLA孤独感自评量表及Leary社交焦虑量表对549名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者进行测查,考察大学生社交焦虑、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除娱乐动机与孤独感、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外,孤独感、社交焦虑、娱乐动机、逃避动机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孤独感、娱乐及逃避动机均在社交焦虑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并且社交焦虑还可通过孤独感和娱乐、逃避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孤独感和娱乐、逃避动机在社交焦虑预测大学生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起多重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验证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而且强调了个体的社交状况及动机在导致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为研究者设计对智能手机过度依赖者的干预措施提供借鉴。

智能手机使用管理:数字公民教育的一堂必修课

中小学生是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中小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管理是数字公民教育的必要内容。过度使用手机会危害学生健康、学业成长、社会交往、价值观建构,甚至诱发青少年犯罪,面向中小学生加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管理和教育刻不容缓。数字公民教育应该阐明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合理方式,构建学校主导、家庭重视、全社会共同参与、学生发挥主体性的复合教育体系,引导中小学生正当、健康、安全、明智、文明地使用智能手机。

孤独感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动机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大学生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智能手机使用动机量表及UCLA孤独感自评量表对549名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者进行测查。结果发现:(1)除娱乐动机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外,孤独感、娱乐动机、逃避动机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娱乐和逃避动机均在孤独感和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我们的研究强调了个体的动机层面及社交情绪体验在导致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可为研究者设计对智能手机过度依赖者的干预措施提供借鉴。

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适应性影响研究

基于自我调节理论,文章探讨了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和人际适应性的影响效应以及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通过对471份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我反思在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的负面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证实了大学生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危害,并分别从大学生、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三个方面提出了实践启示。

智能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关系的meta分析

目的:运用meta分析方法评价智能手机使用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关系。方法:通过检索文献搜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PsycINFO、ProQuest等中英文数据库搜集相关研究,检索时限是2008-2018年,采用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2.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1篇文献和33个独立效应量,共包含13574例被试。根据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价标准所纳入研究得分在7~10分。meta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P<0.05),相关程度按大小依次是焦虑(OR=3.16,95%CI:2.50~4.00),抑郁(OR=2.30,95%CI:1.81~2.93),睡眠质量(OR=1.96,95%CI:1.42~2.71)。结论:所纳入研究质量较高,meta分析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使用可能会增加个体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风险。

上海市中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学业压力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上海市中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PSU)和心理健康的可能关联及学业压力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于2018年12月采用两阶段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5所初中和8所高中,共回收2867份有效问卷,有效应答率为92.5%。调查内容包括对象基本情况、学业压力、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理健康情况。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情况采用中小学生PSU分类量表来评估,学业压力采用中国中学生学业压力量表(Academic Pressure Subscale,APS)评估,心理健康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指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WHO-5)评估。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PSU、学业压力、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探索学业压力在PSU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初、高中生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学业压力显著正相关(初中生:r=0.27,P<0.01;高中生:r=0.22,P<0.01);学业压力与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初中生:r=-0.52,P<0.01;高中生:r=-0.49,P<0.01);初中生社交网络使用和娱乐游戏使用与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社交网络:r=-0.08,P<0.05;娱乐游戏:r=-0.13,P<0.01);高中生信息搜索使用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r=0.08,P<0.01)。学业压力对社交网络使用与心理健康的联系存在遮掩效应,对娱乐游戏使用与心理健康的负向联系存在中介效应。结论上海市中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不同维度PSU与心理健康的关联类型不同,且学业压力在其中存在中介效应。

青少年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与焦虑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393名高中生进行10个月的纵向追踪,采用问卷法考察青少年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与焦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青少年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与焦虑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有增加的趋势;青少年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与焦虑显著正相关;前测焦虑水平能够显著预测后测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程度,而前测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程度不能显著预测后测焦虑水平,且这一预测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智能手机使用与新农村社区居民社会交往观念变迁研究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日益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导力量,也加速了乡村传播结构的调整与社会交往观念变迁。智能手机对村民社会交往观念变迁的影响主要呈现为:新农村社区青年群体交往观念的开放化与个性化,新农村社区中年群体交往观念中理性与参与意识的提升,新农村社区老年群体交往观念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增强。结合研究结论剖析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向:手机依赖对乡村传统交往模式的解构,新媒介语境下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民众—媒介—宏观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青少年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探究压力感知与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在两者间的作用,采用中文版压力感知量表、反刍思维量表、情绪调节量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对514名初中生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压力感知、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表达抑制)、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3)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表达抑制)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结论:压力感知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还可以通过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