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生产方式风险应对

以ChatGPT[1]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以下简称通用大模型)引发了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各国企业与研究机构纷纷跟进,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通用大模型时代。本轮人工智能革命深刻改变了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全流程,也带来了人工智能生产方式的风险。如何在鼓励技术发展的同时防范风险,已经引发各国关注,如欧盟制定的《人工智能法》专门增加了针对通用大模型的内容[2],美国政府联合主要科技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3]。我国现有的几部相关法规规制范围较窄,不能满足整体性应对人工智能生产方式风险的要求。

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探究

智能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智能化,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引发了生产方式新变化.从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考察,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产物:从技术范式来说,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力,使生产具有了类人的智能性;从社会范式来说,人工智能作为固定资本的最新物质表现形态,是资本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导致资本统治劳动关系呈现出智能化、隐匿化特征.其所形成的“新资本形态”在智能革命背景下又带来了新的智能危机:其一,财富创造的平民化与财富增长的资本化之间的矛盾;其二,自由时间的增加与资本剥削的极化之间的矛盾;其三,技术的解放潜力与人类生活无意义之间的矛盾;其四,智能民主交往与智能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将智能革命与智能异化的资本主义根源区别开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智能革命的良性发展,解放和发展智能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为人类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智能化生产方式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把"智能+"作为智能化生产方式,对智能化生产方式下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智能化生产方式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在生产力方面,智能化生产资料参与生产能够直接提升产业效率,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跨部门流动加快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生产关系方面,借助智能化生产资料实现的组织内部平台化,能够实现对非生产性时间的节约,以及生产组织之间、生产组织和消费者之间的高效协作对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部门分配起到了推进和优化作用,从而构成了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路径。最后,从人机协调发展、智能化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发展和区域智能化平衡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