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文学中的暴力书写的局限性

新世纪以来,在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心理变化的作品中,出现较多的关于暴力的文学书写。这类书写主要呈现为三种类型:为追求人格尊严和公平正义而使用暴力、因陷入身份认同困境无法自拔而走向暴力和因遭遇歧视和欺侮而走投无路被迫进行暴力反抗。新生代农民工文学中的暴力书写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也揭示了某些农民工的道德失范和人格扭曲,但很多作家缺乏一种对暴力的理性分析态度,他们往往过于激愤而陷入片面和简单,在思想层面无法实现对暴力的超越。

余华的暴力书写与南方气质的曲折表达

从地域文化角度解释余华先锋时期的暴力书写,认为:余华深受浙江地域文化的影响,具有细腻敏感的南方气质,这种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挤压形成了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现实在其内心成为非理性、混乱的现实,经过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文学启蒙,形成了其暴力书写。

“始信英雄亦有雌”——论秋瑾诗词暴力书写的审美张力

晚清女作家秋瑾的诗词创作,无论是其少女时代的闺阁书写还是投身革命时期的暴力书写,无不显示出秋瑾与封建婚姻、与性别、与母职等束缚的斗争,最终走向社会革命、流血牺牲的艰巨历程。秋瑾诗歌的暴力书写内化为其生命诉求的实现,外化为其暴力革命的实施,并且打通了暴力书写与暴力革命二者间的隔膜,用革命女性的暴力书写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哀怨书写,并把暴力书写所带来的动力转接到了个人的生命形态上,成为革命女性诗意暴力的审美指向。

论略萨《城市与狗》中的暴力书写

《城市与狗》是略萨根据自己少年时在军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著名小说。小说中大量关于暴力的书写,揭露出了秘鲁军事独裁之下体制的腐败,体制之下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和秘鲁底层社会生活的艰难,同时批判了秘鲁社会腐朽、没落的社会传统。文章通过《城市与狗》中暴力书写的具体体现、暴力书写的现实意义、暴力书写的创作动因三个部分对其进行了论述。

暴力书写与男性气质——以尤多拉·韦尔蒂四十年代作品为分析对象

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构建,而暴力是构建男性气质的有效手段。尤多拉·韦尔蒂四十年代的作品见证了美国南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建构、发展与所经历的危机。作者一方面在暴力叙事中塑造文雅英雄、儒雅家长等男性人物形象,强化了美国南方男性的荣誉和控制。另一方面,在暴力叙事中,韦尔蒂叙写了美国现代男性的彷徨与焦灼,凸显了现代社会男性气质危机这一时代主题。

谢尔曼·阿莱克西《飞逸》中的反暴力书写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在《飞逸》中以族裔和超族裔的视角探讨暴力冲突的复杂成因和当代危机。小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演绎印第安混血孤儿的身份问题和艰难处境,控诉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使得"以暴制暴"成为被边缘化印第安"他者"的"集体无意识"。以移情视角为关照点,通过对比不同暴力主体的心理活动,阿莱克西不仅批判对暴力的错误认知和定势思维,还叩问暴力事件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责任感。最后,小说将暴力冲突延展到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中,透视出模糊身份界限,寻求对话和沟通的良性机制才是化解民族和种族矛盾,终结暴力的有效策略。

在炮火映出的影子里——穆旦中期诗歌中的暴力书写

"九叶派"最杰出的诗人穆旦,在新诗研究史中历经了经典化的过程。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已车载斗量。然而,穆旦中期诗歌中颇为显著的暴力书写倾向,却被论者忽略。本文力图结合穆旦有关战乱的个人经历与创作背景,针对他中期创作中的暴力书写进行文本细读与分析。并借镜文学与文化理论,评述其暴力书写的动机、类别、策略,与方法。综合诗作内容与语言、以及诗人的经验与时代语境,试图为了解其人其诗增添多一个入口。

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暴力”书写的介入

《奇鸟行状录》是当下日本最具国际影响力之一的作家村上春树倾注心血最多、创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身处社会边缘的男子冈田亨历尽艰难寻找突然离家出走的妻子的故事。小说以纵横虚实两线,将历史上诺门坎战役、侵华战争的"有形暴力"与现实中以主人公的妻子长兄绵谷升为代表的"无形暴力"结合起来,揭示了这样的"暴力"行为下的来自日本体制、日本思想、日本人的心理的问题,指出只有以勇敢斗争的态度才能面对暴力直面历史,才能让人类真正地获得灵魂的救赎。

论暴力与美学博弈融合下的《无名的裘德》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创作吸收暴力元素,哈代的作品于多元化暴力书写中融入对现实的思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美学特征。《无名的裘德》以裘德梦想破裂的现实暴力书写解构时代粉饰下的太平,哈代立足暴力书写与悲剧内核的互文性,着力展现暴力行径下的艺术冲击及暴力弥散后的悲剧美学建构过程。文章依托暴力的根源与特点,由表及里阐明哈代在统筹表层暴力书写与深层主题表达上的巧思,既以直观暴力书写揭露现实,又通过艺术化的暴力弥散感悟暴力表征下的悲剧内核,在暴力与美学博弈与融合的过程中深化悲剧主题。

论刘慈欣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及其当下审美文化意义

暴力美学指的是文艺作品中形式营造暴力场景,使血腥场面呈现出视觉美感,弱化其残忍。刘慈欣的作品在大胆、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余,带有个人风格的美学特质,即强烈的宗教感、命运感与孤独感。借用电影界的暴力美学,来对刘慈欣作品进行批评,不失为一种另类方式,以揭示暴力美学在小说批评中运用的意义价值。

对革命或历史正义性的反思——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三人谈

贾平凹的新作《山本》意在建构了一部《秦岭志》,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以暴力书写淡化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小说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在对井宗秀命运的书写中,把陆菊人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女人。小说重细节轻情节的构思,阻碍了读者阅读的吸引力。小说中有很多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钟情于这样一种琐琐碎碎的叙事。

神恩与智识——哲学视阈下奥康纳小说中的理性意识

奥康纳致力于在创作中将暴力与死亡同上帝的启示联系在一起,以血腥的暴力叙事来达到让人物接受神恩、摆脱庸碌的目的,因此,她笔下人物重获理性与接受神恩总是不可分割的,其背后折射出的更是奥康纳本人的理性思考。哲学视阈为解读奥康纳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这个维度中,她的暴力书写不仅蕴纳了她在宗教选择背后的理性意识的复位,而且体现了她在宗教信仰普遍崩塌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对传统理性的重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