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与守门人角色

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个人法益,而且破坏健康的网络生态。网络暴力概念的失焦,群体聚合作用下个体责任的模糊,表达自由与网络监管的平衡需要,使得网络暴力的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在网络暴力多元共治的基本前提下,除了个体责任的认定之外,应当重视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不论是从网络技术和传播学的原理还是从法律责任认定的角度,这都是合理的选择。在当下网络空间违法信息与内容的治理中,突出大型网络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已经成为国外代表性法案的做法,这也是我国网络暴力规制的重要制度设计方案。网络平台守门人角色的法理内涵,可以从技术措施和义务承担两个角度来具体展开。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应当符合我国网络监管模式的国情,重视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范目标追求,为其合理构建层级性差异,并通过明确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落实。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信息传播犯罪模式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恐怖主义”,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刑法领域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网络话语替代规范话语、无形暴力等价有形暴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自相矛盾和泛化因果关系的问题。从认识论、传播学和实践论等视角,甄别网络暴力的(人身)攻击性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本质,可为网络话语寻找规范依据。基于此,可以验证专设“网络暴力罪”的治理模式并不妥当。在既有刑法体系下,应当塑造网络暴力的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分别从网络暴力的信息制作者、信息传播者和传播辅助者等视角,贯彻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的实施方案。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宜坚守纯粹形式化的传播次数标准,应当坚守形式与实质并存的法益侵害程度标准,并以实质的“可控性”标准作为划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

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经历亲密关系暴力现状及其关联因素

目的了解四川省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MSM)经历亲密关系暴力(IPV)现状,分析其关联因素。方法于2022年1至12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选取984名MSM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经历IPV的关联因素。结果共调查984人,经历IPV者占3.7%,其中肢体暴力占8.3%、语言暴力占69.4%、性暴力和其他暴力各占11.1%,经历IPV来自固定性伴占50.0%、偶遇性伴占30.6%、都有占19.4%。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市级城市居住(OR=4.831)、性角色被插入方/均可(OR=3.652)、肛交人数≥4人(OR=2.740)、高性感觉寻求(OR=2.470)者经历IPV的可能性更大,知晓艾滋病知识(OR=0.141)、害怕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OR=0.240)者经历IPV的可能性更小。结论MSM经历IPV以固定性伴和语言暴力为主,其经历IPV与性角色、肛交人数和性感觉寻求等因素相关,经历IPV会增大HIV感染风险,要针对性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三维注意力增强的暴力场景检测算法

为了提升互联网多媒体内容安全检测能力,有效过滤不良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三维注意力增强的视频暴力内容检测算法。该算法以3D-DenseNet为骨干网络,首先利用P3D提取低层次的时空特征信息;其次引入SimAM注意力模块计算通道-空间注意力,增强帧画面重点区域信息;然后设计了时域注意力加强的过渡层突出重点时序信息,如此形成通道-空间-时间三维注意力,提升暴力场景检测性能。实验结果显示,算法在内容单一的小规模暴力行为检测数据集Hockey和Movies上准确率分别达到了98.75%和100%,在内容多样的大规模数据集RWF-2000上达到了89.25%,综合性能优于同类算法,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在长视频的暴力内容定位实验中,算法在VSD2014数据集上相较同类算法也取得了更好的检测效果,证明了算法在暴力内容检测方面的泛化能力。

精神病态与亲密伴侣暴力的关系:自尊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态与亲密伴侣暴力(IPV)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水平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Levenson精神病态自评量表(LSRP)中的初级精神病态子量表、Straus简版冲突策略量表(CTS2S)以及Rosenberg自尊量表(SES),对江苏、河南两省共476名重点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和高校周边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比较确定有精神病态的发病率为5.88%,可能有精神病态的发病率为45.80%,可能有和可能无精神病态在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婚恋状态、身份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精神病态与自尊显著负相关(r=-0.913,P<0.01),精神病态与IPV总分显著正相关(r=0.470,P<0.01),自尊与IPV总分显著负相关(r=-0.387,P<0.01)。自尊在精神病态与IPV之间起调节作用(β=-0.171,P<0.01)。结论:精神病态正向预测IPV,自尊在精神病态与IPV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只有当自尊水平低时,精神病态才会对IPV产生正向影响。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的关系研究

背景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是缓解农村地区基层医生匮乏、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完成“5+3”培养模式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以下简称定向毕业生)逐步履约进入基层工作,其基层工作现状及服务期满后留任意愿受到高度关注。目的探讨职业倦怠和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对离职意向的影响,为稳定全科医生队伍提供政策建议。方法于2021年12月—2022年2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9个省份,在各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的协助下向定向毕业生开展电子问卷调查。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采用职业倦怠量表-服务行业版(MBI-HSS)评估,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涉及语言暴力和躯体暴力,离职意向的测量问题为“服务期满后,您是否愿意继续服务基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和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对离职意向的影响。结果3615份定向毕业生的问卷被有效回收。87.77%(3173/3615)的定向毕业生服务期满后不愿意/不确定是否留任。17.46%(631/3615)的定向毕业生遭受过躯体暴力,60.33%(2181/3615)的毕业生遭受过语言暴力。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检出率为55.82%(2018/3615),其中,60.80%(2198/3615)的定向毕业生处于中度/重度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低成就感的占比分别为67.55%(2442/3615)和83.76%(3028/36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职称、个人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学因素后,处于职业倦怠的定向毕业生有4.92倍[95%CI(3.87~6.25)]的风险离职,1.92倍[95%CI(1.50~2.46)]的风险不确定是否留任(P<0.05);遭受语言暴力和躯体暴力的定向毕业生分别有1.46倍[95%CI(1.12~1.91)]和0.38倍[95%CI(0.27~0.52)]的风险会在服务期满后离职(P<0.05)。结论目前,定向毕业生的离职意向较高,预计服务期满后基层全科人才流失较多。职业倦怠是离职意向的核心影响因素,我国定向毕业生职业倦怠状况不容乐观,应从多个层面加强对工作的调节,缓解员工负面情绪,从而稳定全科医生队伍。

非暴力沟通联合think-pair-share模式培训在普外科护士在职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非暴力沟通联合think-pair-share(TPS)模式培训在普外科护士在职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选取本院普外科的4个护理单元,通过随机抽签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参加非暴力沟通联合TPS模式培训,对照组参与常规非暴力沟通培训。对比两组护士临床沟通能力、患者满意度以及教学满意度的差异。结果:试验组护士临床沟通能力、患者满意度、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均优于对照组(P<0.001)。结论:非暴力沟通联合TPS模式培训在普外科护士在职培训中能提高普外科护士的护患沟通能力,提升其岗位胜任力。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困境与法律纾解

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以性别中立为政策框架,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也关注对家庭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2016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多个省市纷纷在该法基础上制定或修订相关法规,形成了以《反家庭暴力法》为核心的反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在近年来的家庭暴力预防、干预和制止责任履行的实践中,《反家庭暴力法》暴露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未能更好适应现实的需要,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不够明确以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架构存在缺陷等方面。因此,在立法及适用上唯有承认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型家庭暴力,细化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并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体系,才能适应反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

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暴力”虚开发票风险识别

自2016年“营改增”全面实施以来,与之相关的免税减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原旨在惠企助企、激发市场活力,但不法分子在巨额利润驱动下企图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本文以“暴力”虚开发票的企业的犯罪特征为切入点,从基础征管数据和增值税发票数据中选取了24项虚开指标,构建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虚开增值税发票识别模型,对虚开公司进行检测。实证分析表明Transformer模型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识别召回率为0.934 7,准确率为0.986 9,AUC为0.963 9,显著优于SVM、Xgboost、MLP等传统机器学习模型,可辅助税务部门高效识别“暴力”虚开企业,节省人工筛查成本,对有效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一类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非暴力沟通模式在医院投诉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分析非暴力沟通模式对医院投诉管理工作发挥的积极作用。方法通过对某三甲专科医院医患沟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非暴力沟通培训,对比培训前后该院投诉接待处理的结果和认可度的变化。结果经过非暴力沟通培训后,投诉处理的时效性和一次性解决率以及投诉人在对投诉处理、工作人员和医院三个方面的认可度均增长明显。结论非暴力沟通培训有助于提升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非暴力沟通模式的运用有助于提升投诉处理效率以及投诉人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失序与共治:体育突发事件网络暴力生成路径与协同防控——基于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渐陡增的体育网络暴力事件不断冲击体育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阻碍了体育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危害我国体育环境健康发展的“附骨之疽”。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把握体育网络暴力的显性要素与隐性路径对于营造健康积极的体育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通过选取2018-2023年50例典型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案例,以价值累加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解析出12种体育网络舆情升格为体育网络暴力的演化路径。并基于研究结果从体育网络暴力传播特征以及发展趋势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并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维度探讨体育网络暴力的协同防控机制。

网络暴力与道德宪治:基于系统论的分析

网络暴力是道德系统内在的自我强迫性增长所产生的结构性压迫。道德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演化出自我再生产的功能系统,由此获得了一种不受外部约束的内部增长态势。道德系统不仅侵蚀了个人心理系统,而且将自己偏执的理性强加给其他社会子系统。对网络暴力的现有法律治理模式可以被归纳为个人主义模式、组织主义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但它们都难以限制道德系统的内在扩张性。系统自控模式主张对道德系统的限制只能来自道德系统自身,通过在系统内部建立对立结构来对系统的病态扩张加以限制。道德宪治就是对系统自控模式的规范化与合理化。道德宪治是通过宪法这个结构性耦合机制,来为道德系统设定社会自治的框架,从而在不破坏道德系统功能自治的前提下,在其内部建立“反向结构”,进而达到以道德限制道德之功效。

基于对比学习的暴力检测算法研究

针对现有暴力检测模型实际部署中存在数据标注成本高,提出基于对比学习的半监督模型训练框架,利用对比学习训练模型的表征能力,对比样本采用基于速度和基于全局和局部对比生成方式,对比框架在大量正负样本对比基础上增加正例样本间对比数量,同时利用伪标注对模型进行微调。实验结果显示,对比学习能够帮助模型在RWF2000和RVLS 5%训练数据下提升了3.9%,2.55%准确率,微调阶段能在RWF200025%训练数据下帮助模型进一步提升约3%准确率。

麦克尤恩小说《无辜者》中的暴力叙事

伊恩•麦克尤恩的历史小说《无辜者》是当代英国暴力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极具画面感和视觉化的强奸和肢解描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麦克尤恩将主人公伦纳德的强奸和肢解行为置于其个人成长和欧洲冷战的双重坐标,将个体的身体戕害和国家之间的政治暴力并置,使二者之间既相互投射又构成因果联系。身体暴力和政治暴力的缠绕,暗示了政治对个人空间的侵蚀——小说以强奸和肢解这两个意象,隐喻了政治的暴力性对个体身份、社会文化的撕裂和重塑。

暴力、记忆与疗愈:波黑战争影像中的女性创伤叙事

波黑战争作为二战后在欧洲爆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引发国际社会关注。2000年以来,涌现出一批聚焦波黑战争的电影作品,其中囊括了一批由女性导演创作,聚焦女性经历的影片。它们以女性视角表现战争创伤,聚焦女性战争经历的可见性与创伤的复杂性。创作中,导演通过增强暴力呈现的直接性揭示女性所遭受的身体之痛;以安静、深邃的影像风格表现女性战后日常生活的伤痛记忆,赋予全片低沉、压抑的情感基调,呈现伤痛记忆的持续性与严重性;最后,通过表现女性间的情感联结为心灵创伤寻找一种被治愈的可能。

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

共享共识共治:网络空间治理及反思——兼论根治网络暴力的策略及措施

在数字时代,网络公共共享空间为人们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新场所。网络自我表达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充分的自我表达有利于集思广益、抒发民意,但与此同时,罔顾事实、不加节制的自我表达又会带来网络暴力,对个体和社会造成伤害。基于一般网暴主观恶性不强、认知不足的特点,它更适用平等基础上的共治,而非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在尊重差异基础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在个人与平台、个体与群体的民主商谈中形成共治,既保障个人自我表达的合法权利,又保证网络自我表达的安全边界,是未来解决网络公共空间场域问题可采取的主要策略和措施。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问题的目的解释:立场定位与实践选择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技术与利益的同时,也给网络时代的法治带来挑战。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暴露出网络暴力的概念不明、行为主体责任模糊、立法不完善等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目的解释以灵活性、规范性等优势,在网络时代背景下逐渐凸显其必要性。在不得不运用刑法手段对网络暴力规制的情况下,目的解释能够弥补立法缺陷,注重社会现实、法秩序统一与社会伦理,能够对网络暴力事件做出合乎社会发展变化的解释,并发挥一般预防作用。在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实践中,应以目的解释为先导,在与刑事政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对侮辱、诽谤、人肉搜索类的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归罪。但同时应当警惕目的解释潜在的危险因素,特别对于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人自杀身亡案件,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底线和维护法的安定性,在出现专门立法之前,谨慎将其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避免矫枉过正与侵犯国民自由的风险。

冲动性暴力犯愤怒条件下的阈上阈下反应抑制受损

本研究使用情绪性Go/No-go任务(实验1)和掩蔽版Go/No-go任务(实验2),考察暴力犯和对照组在中性条件和愤怒条件下的阈上阈下反应抑制能力。实验1发现,相比中性条件下,暴力犯和对照组在愤怒条件下Go反应时更短,No-go错误率更高;愤怒条件下暴力犯比对照组Go反应时更短,No-go错误率更高。实验2发现,相比中性条件下,在愤怒条件下暴力犯No-go反应时和RT-slowing更短,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愤怒条件下,暴力犯比对照组No-go反应时和RT-slowing更短。结果表明,相比中性条件下,愤怒条件下暴力犯呈现阈上阈下反应抑制受损;愤怒条件下,暴力犯比对照组阈上阈下反应抑制表现差。